情感的公共与私密：一个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
刘珩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也就是从社会这一结构性空间的种种制度、体系、功能的考察和研究向着结构性空间的“填充物”——个体经验、自主性以及个体间交往的情感及其构成方式的转换上。本文引用三部有关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作品旨在说明，传统的中国人类学除了乡土社会的社区功能研究😟、仪式研究、宗族组织研究、小传统或农民社会的研究或者城镇与乡村的地域级序研究之外🎻，似乎应该加上情感这一重要的维度。情感的琐碎凌乱一直干扰着人类学者理论推衍的定力📞🥃，再加上它展示的空间相对私密并且往往湮没在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如何从日常的言辞和交往中去发现情感和意义生产的途径也就越发考验人类学家的洞察力🕵️，并且也应该成为衡量民族志水平的试金石。
关键词：人类学；情感；文化亲密性；自杀；山寨产品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也就是从社会这一结构性空间的种种制度🧜♀️、体系、功能的考察和研究向着个体经验、自主性以及个体的交往的情感及其构成方式的转换上🤙🏻。过去的研究大约可以说是为了证明一种社会结构或者文化制度对人的规训，而现在的研究则是为了说明个体的情感、相互的社会交往以及相应的叙事或者社会展演策略至少在何种程度促成了社会的变迁以及新的文化机制的形成🤾🏿♂️。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的研究不注重个体的情感和能动性，现在的研究不注重制度和结构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和规训作用👃🏼📆。而是说，这一转向的人类学更加注重结构与能动性相互介入的这一文化地带或竞技场域，以难以捉摸的“人”及其飘忽不定的“情感”这一明显有悖于传统社会科学分析范畴的维度作为主要考察的对象（刘珩，2012），来说明“人”的情感这一“私密”领域的产品如何导向“公众”领域并进而产生出公共意义和一般性意义😶📭。也就是说，探寻情感的历史形成、演变和社会结构的规律性应该是这一类转向的人类研究理论意义和知识范式之所在。
事实上👩💼，人类学对于情感、自主性和能动意识的关注有着深刻的学科历史背景。与情感体验密切相关的自我意识（self）以及自主性（autonomy）已逐渐发展为现代民族志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人类学界对“自我”的关注和兴趣始于20世纪50年代👴🏽。纳什（DennisonNash，1972）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界，一种制度性的科学信念正在衰落，对人类学研究中的主观和个体因素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主要是因为人类学世界观的去客观化趋势。Shyrock,Andrew.ed,.2004.OffStage/OnDisplay:IntimacyandEthnographyintheAgeofPublicCulture.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Turner,Ralph.1976“TheRealSelffromInstitutiontoImpulse,”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81,No.5(Mar.,).
Yan,Yunxiang.2003.PrivateLifeUnderSocialism:Love,Intimacy,andFamilyChangeinaChineseVillage1949-1999.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1]纳什进一步分析美国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界“这一制度性的科学信念”衰退的原因，并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人类学家与自己研究主体之间的个体交往越来越密切；第二😌，人类学领域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第三🧚🏿♀️，同一种文化的多次田野调查和研究；第四，原住民的独立与自觉意识的展露（Nash,1972🧈：529-531）。
[2]这多少类似赫茨菲尔德提出的“经验的反思”这一观念，他认为，经验的反思不是纯粹的自我审视，而应该对民族志研究者的文化假设提出质疑（刘珩，2008）🗺。
[3]这是人类学家克莱潘扎诺提出的概念，他将这一“地带”或者空间视作人的经验的共通性🧚🏿♂️，并且认为交往双方都可以借助对方认识自我和反思自我，最终达到一个妥协的事实的层面。此外，他还认为，民族志研究至少包含两次这样的交往过程✥，一次是在田野中👳🏿♂️，另一次则是在文本撰述过程中的交往（Vincent,1980:23）。
[4]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正是向着市民社会转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三个条件即财富、教育🐘、文学审美能力（哈贝马斯，1999：40-69）😾。
[5]自主性在吉登斯看来既是一种叙事能力又是一种对于选择的确认（recognitionofchoice），此处的选择意味着个体清楚地认识到其所顺从的界限和限制，反思性的时刻被个体称作“自我谈话”（self-talk），事实上是重新组织的过程，是考察既定日常行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新的方式加以思考，如果有可能加以放弃的途径（Giddens,1992:91）。吉登斯对于反思性这种选择或者放弃的判断能力的论述，事实上属于个体能动性的考察范畴，类似于阎云翔所考察的“如何谈情说爱的能力”。
[6]这是作者研究“社会中的国家”的一个动态分析模型，这一视角的一个重要之处就是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process），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持续的斗争或者冲突过程中得以转换，并构成有关日常生活准则的多种同盟关系（coalitions）✊，当然这种同盟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持续转变过程中，这些过程也决定了社会和国家如何创制并维持日常生活结构的显著方式（Migdal,2001:11）。
[7]历史学家麦多克斯将其称作“怀疑的文化亲密性”（skepticalculturalintimacy）🚣🏼♀️，也就是说，民众普遍相信国家的政客和官员们不全是民众的代表和中间人🚴🏼♀️❎，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因为他们也无可自拔地成为统治阶级精英阶层中的一员🎖，追逐的是自身的利益，因此几乎不考虑也不重视普通民众的意见和需要（Shyrock,2004:141）👩🏿🦳。
[8]文化黏合剂的概念事实上是政治科学家们反思人类学文化视角对于国家与社会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米戴尔对于政治学和尊龙凯时AG借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国家也有诸多的批判👲，认为这一类研究主要是强调国家对于文化的操控性，而并没有像格尔茨一样深入到国家的具体的社会制度之中，分析文化与社会的整合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塑造能力🛌🏼，也就是文化——亦即一种广泛整合的价值体系是如何影响政治的（Migdal,2001:239）👧🏼。
[9]根据贝斯特的研究，从17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的建立在亲属🤽🏻♂️、同乡、学徒、帮工等机制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现代鱼市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Bestor,2004:221）。
[10]阿普杜拉认为商品流通的所发生的断裂、分歧或者逆转（diversions）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提升商品的价值🦷。比如在战争中掠夺敌人的宝物，购买和展示“原始”社会的物件，给“新发现”的物品造势，以及使某一类东西成为收藏品👩🏽🏭。这些例子表明，物品发生逆转，从而将审美的冲动😽，事业的愿望与道德的震撼联系在一起（Appadurai,1988: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