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以来国内关于“边疆”概念研究的分析与解读

袁 剑[1]

本文刊发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一、问题的再提出与新意义

        在研究中🤶🏿，概念是构成论证链条的基石之一，梁任公在其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曾言：“最好先得概念，再加以仔细研究”[2]🚝，可以说，厘清概念问题本身是对更为宏大的问题加以系统性阐释的必要前提。“边疆”概念作为当前学科话语背景下进行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与共识♎️，其内涵与定义明晰与否将直接影响到边疆研究本身的逻辑严密性与论证可靠性👐🧚🏿。[3]在具体表征上，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与学科语境中反复出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形成各异的意义指向👻，并融汇到关于国家政治的文化理解与想象之中🤦‍♀️🚨。“边疆”概念本身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又刺激了边疆问题与边疆危机🚻。[4]

在论述具体边疆问题的时候，尊龙凯时娱乐往往会将“边疆”本身看成是一种意义内涵固定不变的概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事物🏇。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上🤹🏼‍♀️，对于“边疆”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目前的学术讨论中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认识，而且由于视角的不同，对于边疆内涵的认识也会发生偏移🕍🖌。笔者认为，如果从微观角度而言🧘🏻，“边疆”概念本身就是意义的聚合，它存在一个意义递进与衍生的过程🕺🍘：最初指边缘的界线，所表明的是自己与外在他者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含义在地理层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也最为常见；更进一层的含义则是指对分界线的划分，主要涉及具体的划分行动及其内在过程；第三种则指代自身控制范围的极限性，往往更多地指向他我之分的内在意识，以及对于自身范围界限的认知，从阶段性而言，这是一种更具自身定位与范围认同色彩的心理认知⚠️。[5]而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边疆概念本身具有一种人类的领土性（human territoriality）特征🦄。这种特征主要以三种层面展现出来🌠，首先，它是对区域的一种分类形式；其次，这一特征内部包含着一种交流的形式；第三，每一种领土性都试图加强对进入这一地区的入口及其内部事物的控制。[6]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领土性的归纳与强调🤸🏿‍♂️，边疆概念指代了一种对于内部秩序的控制与外部力量的抗拒同时并存的局面🏪，同时也成为一个国家内部秩序与外部力量之间微妙关系的指示器。

因此，要更加明确地认知中国的边疆问题🧙🏿‍♀️，尊龙凯时娱乐就有必要重新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边疆”概念研究加以必要的梳理和分析，揭示出其背后所隐藏着的社会语境🦸‍♀️，尤其是内部秩序与外部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而使尊龙凯时娱乐得以重新回望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中国如何在国际交往与内部治理中面对边疆问题，而且通过这种考察🦸🏼‍♀️，尊龙凯时娱乐也可以逐渐明晰中国与西方世界在边疆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与彼此争议所产生的背景与原因究竟何在。在中国的语境下，边疆问题本身不可能无涉政治，对“边疆”概念的研究也必须考虑到各个时期的具体政治社会环境👧🏽。可以说，只有对中国边疆研究当中“边疆”本身的多层意义与相契合的学科视野加以必要的梳理，尊龙凯时娱乐才可能在面对具体的边疆研究时🧑，从基本的论证原点上确立起相当的可靠性，并进而在与西方世界就边疆问题（不论是中国自身的还是外国的）交流过程中真正形成有效交流并实现基本共识，最终形成中国自身的“边疆”话语及其解释路径👨🏻‍💼👩‍👩‍👧‍👦。

二😌🥍、近代以来国内 “边疆”概念话语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时代语境

概念本身的演进与变迁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背景。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和晚清时期的两次思想变革都与地理意识层面的空间拓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7]而在清末，中国在“边疆”概念与意识方面也出现了巨大转型，并与思想意识空间的拓展形成某种共鸣，这种共鸣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尊龙凯时娱乐对于中国自身范畴的认识更加具体化了，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中国这一政治地理范畴是由实实在在的边疆所限定的。其次👨🏼‍🦰，对“边疆”重新体认逐渐超越了纯粹的政治与地理意义，而开始以更为多元、多维的视角，在文化和思维的层面上加以探究，这种探究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活跃格局相辅相成。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行为逻辑具有鲜明的历史化与政治化特色，故而在对“边疆”概念的理解与阐述方面，自然而然具有偏向政治和历史化解释的特点👩‍💼，而且，即便是地理学层面对于边疆的讨论🧑‍🦲，也不可避免地会抹上些许政治性的色彩🧑🏿‍⚖️，从而形成带有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感觉的解释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学科体系的变动，原有的边政学研究被分割为民族学🍗、地理学和民族史等相关学科，使得20世纪50年代国内边疆地区所建立的少数民族院校和如火如荼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成为主流👩🏻‍🎨☣️，形成“民族研究”版块，并很快取代了民国时期较为纯粹的边疆研究，对“边疆”概念的研究也不再成为独立的关注点，而是被纳入到相关学科的顺带叙述当中。[8]官方垄断了对于边疆议题的讨论权与决策权⚒，同时也垄断了“边疆”概念的阐释权🐈。就笔者所见，大陆学界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边疆”概念的论著，各类论著都是在对具体边疆问题的论述中附带提及关于边疆的概念，主要的重心依然是中国历史上具体的边疆和民族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外交流的活跃以及学术视野的拓展☄️，国内史学界开始从民族史💁🏻‍♀️、地方史以及中外交流史的角度重新“发现”中国边疆🤷🏽‍♂️，将对中国边疆相关问题的研究推到新的高度，而以“边疆”概念为核心的新兴边缘学科——边疆学也初见雏形。除了史学界的边疆研究之外，在法学界、地理学界和政治学界也分别有着从自身角度对边疆问题的探究，这几种研究潮流相互补充融合，形成了多种关于中国“边疆”的解释方式，开始逐步为尊龙凯时娱乐勾勒出一幅整体性的中国边疆研究新图景。

在这过程中👩🏻‍🔧🔰，尊龙凯时娱乐注意到“边疆”概念本身的内涵及其周边语境一直在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着相关的边疆政治实践及其外在话语🅱️🧑🏽‍🎨，“经世”取向在清末西北史地研究中的沉浮📲、民国时期对边疆事务认识上的框架性缺陷以及1949年以来以民族研究范式取代边疆研究范式都能从边疆概念本身的流变中得以印证⬆️。

（1）清末时期（1840-1911年）

“今天的研究者能以横穿欧亚、纵贯古今的眼光清楚地看到19世纪之初沙俄侵略扩张的锋芒，能感受到中国西北边疆即将进入多事之秋的危机，但在道光初年，对于由乾嘉承平盛世一路走来的西北研究者来说，已纳入王朝版图的疆土治理还只是内政问题”。[9]在清中期，随着清廷在西北方向的军事展开，当时知识界对西北的关注日增，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一时期清廷并没有与西北的俄国等就具体边界进行过近代地理学意义上的严格标识🧑🏻‍🦰，因此🟨，这一阶段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主旨方面主要还是承继史地考证的传统，以追索汉唐西域之雄风🦆♖，对“边疆”概念的认知存在着跟近代西方地理学相脱节的情况。道光以后🖼🤹🏿，随着西方力量从东南进入🟡，在两个方面对中国边疆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8️⃣：一方面，随着清廷与周边国家（或代表周边政权的殖民母国）签订关于边界分割的条约，西式的近代划界实践逐渐在中国政治实践中被广泛采纳🧙🏻‍♂️，并影响到清廷对于中国边疆的体认，而在另一方面，当时的西北史地研究由于知识范式上的陈旧，无法为清廷与外国在定界与划界等具体实务方面提供可操作性建议，因此其“经世”取向逐渐消解，最终让位给经过西方近代地理学训练♧🦵、谙习外交事务的知识群体🫶🏿。在这种背景之下🧗🏻，原本具有共识意义的“无边中华”的观念逐渐被“有界中国”所取代，对于“边疆”的认知也逐渐从迷茫宏大的西域想象开始向近代意义上的边界环带状结构转变。当然🕟，在民间层面🙄，这种认知转型的过程要缓慢得多🧔🏼。此处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2）民国初期（1912-1930年）

辛亥革命之后🔏🚒，以典型民族国家名称命名的“中华民国”取代了具有多元族群帝国特征的“大清”🧒🏼，中国的“边疆”概念在法理上从传统王朝治理边缘区域（或羁縻区域）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界内部环状地带，使王朝时期对于边疆区域的羁縻控制逐渐向国家治理行为转变，因此具有了更多的国家性，在具体的边疆实务中🌍，也相应地更为强调边疆的国家领土特征与非殖民性♦️，当然📞，这两者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侧重🔘，在民国初期⏭，主要侧重对边疆的国家领土特征的论述🪄☹️，而在抗战阶段，则侧重于对边疆的历史传承与非殖民性的论证。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由于内部秩序和外部力量的多头作用😲，使中央政府本身在国内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反映到在边疆问题上，则没有明确的边疆治理方略，只具备大体的统驭思路🫸🏼🏃🏻‍♀️，以力保边疆不乱为旨归📂。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最初的数年时间里，因忙于内部权力分配，对于边疆问题亦无力加以全盘考虑，1927年9月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决议案》中甚至没有关于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设置方面的内容。1928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33次会议正式修正通过《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蒙藏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具体负责蒙藏地区相关行政事务🏊🏼‍♀️。[10]可以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逐渐确立对国内秩序的掌控🧑🏼，其对边疆事务的认知也逐步回归到清末的边疆治理思路上，在具体关注点方面，国民政府在处理边疆问题上就更多地是以蒙藏问题作为重点加以对待8️⃣🤸🏿，并以蒙藏委员会作为管理蒙藏边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机构并不是统一管理全国边疆民族事务的机关🤟，“本法称蒙藏者，指未曾改设行省及特别区之蒙古、新疆地方”[11]✭🧘🏼‍♀️，这种界定，从一开始就凸显出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层面的重点与缺陷，在边疆政策方面缺乏创新，而且在具体贯彻执行上进展不大👫🏻，后来所发生的事实也表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在最初设计边疆政策时的短视，正是在其所忽视的东北边疆方面，日本得以乘隙而入🦺。

       （3）抗战阶段（1931-1945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从中国东北边疆侵入中国成为事实🚣，当时的傅斯年专门为此撰写《东北史稿》一书，该书运用德国历史学的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否定了日本方面对于满洲权益的历史辩解🚴🏻‍♀️，并成为国际联盟否认伪满洲国合法性的历史根据。对此，1933年矢野仁一执笔《满洲国历史》，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稿》及《李顿报告书》进行反驳，将中国东北定位成“满洲“这一区别于中国的独立区域🤸🏼‍♂️，再次主张其非中国领土❄️。“在以东北三省为争论点的中国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冲突这一背景下，中国近代学术界开始了以国民国家为目标的，保证中国政治正统性的工作”[12]🤳🏽，对“边疆”概念的讨论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诸多中国学者开始从国家兴亡的角度重新审视之前一度边缘化了的东北等地边疆问题🙈🤸🏽‍♀️。在整个抗战时期，国内学界对于“边疆”概念的论述中，尤为强调对于沦陷边疆地区的主权🏕，凸显出中国边疆的历史传承和非殖民性。

黄定初曾撰文《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直言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性，并认为，近代边疆问题之所以研究🧗‍♂️，一是由于民族思想不健全，“人人皆视边疆为畏途，裹足不前🦪，不问边事，即或有时经营，亦不过限于军事一时之讨伐而已。至于政治建设，文化启迪🐎，概未之有，迄乎现在🙍🏿‍♀️，国人仍然集中目标于中原🥱，拼命在都市争权夺利，竟置数万里沃野膏壤拱手放弃于不顾👨🏼‍⚕️，民族思想如此💛，又何怪乎边疆之永为边疆耶🌋！”[13]其二则在于边政方面的腐败，作者指出，在“我国历史上8️⃣，从来对于边政👊，皆采取放任消极主义，无事一好百好，有事则百般羁縻，宣抚笼络🙅‍♀️，以期一时相安无事🤲，从无整体之筹划🤓，彻底从事开垦🦣。”[14]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边疆研究的紧迫性一时成为共识🪈：“故尊龙凯时娱乐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策相配合。”[15]在这段论述当中🗝，作者特别强调了边疆问题和边疆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认为边疆问题研究必须在学理性与政策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到了1936年👨🏻‍🍼，日本进入全面侵华的新阶段🧖，当时的国内学者对中国边疆的日渐退缩深感担忧⚱️，认为如今“过去的京都已经是边城🧑🏻‍🦱，过去的中原几乎成为边疆了”，[16]随着战事的深入🧑🏻‍🍼，尤其是在1936年“绥远事件”之后🔃，心忧国事的学者纷纷开始关注祖国边陲的安危，开始进一步从概念上反思中国“疆域”的具体内涵🧚🏿，这自然也连带着对于“边疆”概念内涵的认识转变。在抗战之前🧍‍♂️，汉族知识分子在秉持“五族共和”为宗旨的国民党政治主导之下🥬，已经开始将汉族以外的满族、蒙古族👳🏿、藏族和回族等民族聚居地区称为“边疆”[17]👨🏽‍🌾🐼，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东北的沦陷🖊，深深刺激了当时的顾颉刚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意识到，不能单纯依靠日本的学术，而要独立地去研究中国自身的边疆和民族问题。1937年1月10日，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阐明了中华民族与五族的不同之处，进而将“种族”与“民族”区别开来🌪🎧，形塑了一种与孙中山“五族共和”所不同的新的民族概念，并通过《禹贡》杂志，论证了“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土”的相互对应关系🧜🏻🧃，从而确立起了他对中国“疆域”的定义。在顾颉刚等人的学术推动之下，随着抗战的深入🔢，国民政府在边疆政策上也有所更张⛹️，开始强调由“五族共和”融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国族”概念，并着力提倡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顾颉刚在1939年1月1日于昆明《益世报》所发表的《<中国本部>之名应早日废除》一文中，主张废除“中国本部”的称呼⛪️，并进而对中国的疆域范围加以亲自界定🧒🏼，认为可以将西伯利亚以南至阴山以北的地区称为华北，阴山以南至淮河秦岭昆山一带区域称为华中，而在此往南一直到到南海则称为华南🕴🏻，从阿尔泰山至喜马拉雅山的广大区域则称为华西。他的根据是“尊龙凯时娱乐该依据了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域来分划我国的全境”🦛，这种划分与他后来对“边疆”概念的界定是一脉相承的：所谓“边疆者，一国领土之外缘地带🚵🏿‍♂️，在地理上与内地异其部位☮️🚱，而在国家主权及政治制度上皆与内地合为一体。此义盖寰宇立国之所同”🪮。[18]这种看法具有十分鲜明的历史地理学色彩👭，同时也受到当时已经兴起的地缘政治学理念的影响👱🏿‍♂️。

曾经与顾颉刚有过论争的吴文藻🤡，在这一时期也摒弃了自己纯学理性的倾向，转而指出了边疆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两种不同意蕴，认为可以分成“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前者主要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而后者则就“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而言，“亦是民族上的边疆”，因此🧑🏻‍🍳，在讨论边疆定义时，有必要将两方面的意蕴综合起来🤸🏽👨🏽‍✈️。[19]当然👁，这一论述还是在某些方面体现出与顾颉刚理念的不同👰🏻，尤其是以文化来论述和界定边疆，可以说在当时提供了一种更大、更全面、更具文明深度的边疆视角🧙🏿‍♂️。

这一时期，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地缘环境变化🏋️‍♀️，民国政府的边疆认知领域开始更多地关注西南和西北边疆，这些区域在整个民国政府边疆视野中的地位也得以提升，与此同时，在具体边疆范围的界定上也更为明确。[20]例如🧎‍♀️，在1937年所颁布的《教育部廿六年度推行边疆教育计划大纲》中，涉及的边疆区域就包括北部和西北地区（蒙古各旗、绥远↔️、察哈尔、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南地区（西藏、西康🏖、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湘西、广西）等。这一区域界定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东北地��既已沦陷的现实，同时又注意到了之前被忽视的西南边疆的内部空间问题。而如果在加上之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和海疆区域👼🏰，就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具体的边疆认知地理空间🕦。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内部秩序和外部压力共同促成了当时边疆区域地位的凸显。1941年3月，在国民党的第五届八中全会上，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力图进一步充实少数民族政策。因此，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的重要性和边疆研究机构的设立被提上日程🏘。同年9月🫗，在国民政府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内部，成立了中国边政学会，负责出版讨论整个边疆问题（不局限于蒙藏问题）的《边政公论》。在随后出版的数期《边政公论》中🖖🏻，众多的学者提出了他们对于“边疆”概念的定义，例如周昆田认为：“我国边疆区域🧑🏻‍🔧，习惯相沿🔬，多以之包括东三省、外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康、西藏等地，即以内地旧有之十八行省为内地，余则以边疆自之🥫。”[21]柯象峰则指出：“在中国而言边疆之研究🆖，盖不仅以与邻国接壤之区为限也。……我国边疆之研究🛝，应为一段较广之范畴，即除边区之各广大民众外💪🏼，边省内地，未尽同化之民众，以及在可能范围内，邻近有关之各地民族，均可加以研究。”[22]在吴鼎看来，“边疆不仅是国家之屏藩🦸🏽‍♀️，并且是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因为他在地势上与外国土地相接，所以他的一切建设，应该比内地部分更为重要🤏🏼。”[23]陶云逵则在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分析后认为🦐：“边疆”（Frontier）一词，含义甚广🧑‍🦯，一国之内毗邻政治边界（Boundary）之地带称之为边疆，而一国国民移植它邦自成一社区🙎🏽，其居住地实亦其国之边疆👨‍✈️，如英法人之殖民它陆，及国人之移居各洲是。有统治权之殖民地为其国之政治的边疆，无统治权之殖民地为其国之社会的边疆✍🏻。故边疆一词包括国内毗邻边界诸省与海外侨胞社区。……前述的海外华侨社会乃是社会的边疆（Social Frontier），而东西南北诸边省是政治的边疆（Political Frontier）。”[24]张少微则指出：“中国通常把本部与边疆对立，意思是除了本部十八行省之外，其余的疆域便是边疆。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在事实上至少云南亦是边疆🈳🧘🏿‍♂️。中国四境之中🤺，除了东南滨海外，陆路边疆包含东北三省、外蒙🎱、新疆𓀖、西藏及云南🔽。并且与西藏接壤的西康👆🏻，同新疆接壤的青海🧚‍♀️，因在地位上处于同一高原，故谈西藏问题者🤔，莫不涉及到西康。谈新疆问题的莫不联想到青海☝🏼，因此，今日所谓的中国的边疆地域只是包括内蒙、新疆、青海👨🏼‍🦱、西藏、西康和云南而已。”[25]吴泽霖梳理了边疆的相关意义🏃🏻‍♂️‍➡️，认为“边疆有三种意义：第一是地理的，第二是政治的，第三是文化的👦🏽。因其含义模糊🚵🏿‍♂️，尊龙凯时娱乐必须先加以简单的说明👙。专就地理的立场，边疆是一个纯粹空间的（Spatial）概念👉🏽，凡是沿着国界的一带的地域都成为某国的边疆📶。……如就政治的观点讲，边疆与中枢是对立的名称，……至于我国文化的边疆，比政治的边疆更要接近内地👨🏿‍🍳。”[26]卫惠林也提出类似的看法，认为“我国边疆的含义与其说是政治的🙍🏻‍♂️，无宁说是文化的🐍，乃由其文化的特殊性所构成的地区类型。凡是与内地纯中原文化异趣的特殊文化区域，即汉族本位文化圈以外，或与非汉族文化交错性较大的区域🤏🏻，尊龙凯时娱乐普遍称之曰“边疆”。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教推行方法与文化发展方式所形成的结果。”[27]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抗战相持时期🧚🏼‍♀️，即1940年前后），学者们对于“边疆”在中国历史和政治中的地位已经有了较为共同的认识，他们开始从晚清对于“边疆”的纯粹地理和政治的理解层面拓展到社会和文化的层面🛄🥟，研究的路径也得以拓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民国政府对于“边疆”概念所持的观念依然略显滞后，更多地仍然侧重于地理和政治层面🚴🏽。例如在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陈立夫著的《边疆教育概况》中🪵，还是认为“‘边疆’，原为地理之名词。就地理观点言，凡与外国陆地毗邻地区，莫非边疆。”[28]

随后，在前面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胡耐安还进一步专门探究了“边疆”在中国语境当中的演变问题，他认为如果单纯从地理学意义上的词汇——Frontier来说的话，所谓的“边境”、“边界”、“边疆国界”、“边垂（陲）”、“边圉”🧑🏽‍🏫、“疆场”🤜、“疆土”都只是地理学上的相关词汇，而一旦涉及上述词汇所指代区域上生活的人群时，其意义就变得复杂起来☣️，其中不仅有地理的意蕴，而且还带有文化和政治的因素🛣。他进而指出🤴🏽：“故我人今日所谈的边疆问题，是‘地域’的➙、‘政治’的、‘文化’的三者的混合问题🥳，当然还得有另外的‘国际的关系’问题。”[29]

        他并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的“中国”观掩映之下✨🏊🏿‍♀️，不存在近代以来所谓的边疆问题，当时的人们对于“疆界”🪒、“领土”的观念👨🏻‍🚀🌊，都受到“履迹所经，号为疆界，声教渐被，泛称国土”的影响🔛，不具有清晰的区分概念。到了近代，边疆问题则在“齐民”🙎🏿‍♀️、“司土”的观念之下逐渐显现出来。近代的边疆问题👚，是以“人”的问题来处理“地”的问题👰，故而🛁，在对待“边疆”的概念上，也就无法用纯地理的意义加以涵盖。此外🚴‍♀️🧑🏻‍🔬，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古代的边疆边防问题，到了近代👨‍⚕️，则开始演变为国际关系视野下的边疆问题。[30]

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的彭百川于1944年冬季应《中国边疆》杂志之邀撰文（此文迟至1947年4月才刊发）™️，其中述及了“边疆”的涵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政府在对“边疆”概念认识态度上的深入，即不再仅仅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边疆”🐲，而是将之拓展到了文化和政治的层面✝️。这就基本上采纳了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学者所持的看法：“今所谓“边疆”之含义有三：在地理上与邻国接壤之地带，（如边圉各省）一也；在政制上与内地不同之地方，（如蒙藏地方）二也👨🏽‍🦲；在文化上与内地特殊之地区🦹🏿‍♂️，（如回、蕃🧑🏼‍🌾、夷、苗、瑶等宗族聚居之区域）三也。惟单就文化观点言之，凡蒙藏及其他各地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之地方，均得称为“边疆”。”[31]黄奋生在其《中国边疆屯垦员手册》一书中，对“边疆”作了如下的界定，进一步阐发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边疆”释义👩‍🚀：“中国的边疆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为国界的边疆🛀🏼，即与外国领土接壤的区域；一则为文化的边疆，即未尽开垦的土地，其间为游牧经济的各宗族所散居𓀒，而其习俗👨🏼‍🔬、宗教、生活、语文等，与农业文化不同的区域。”[32]这种论断实际上表现了当时政府与学界在边疆概念上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4）内战时期（1946-1949年）

在四十年代后期的内战时期，由于国内政治中心和焦点的转变🛻👩🏿‍🔬，国内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转而开始考虑本国在自身发展与改革过程当中，边疆所处的地位与价值问题🌏，但基于当时的环境👩‍❤️‍👩，国民政府已经没有精力去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了，由于这一时期国家内部秩序方面的混乱☸️，因此在对边疆概念的认知方面又一次出现了学界与政府层面的分歧🧚🏼‍♀️。

例如👨🏿‍🎨，张汉光在其1947年发表的《边政往何处去》一文中认为：“所谓边疆习惯上是就地理的意义而言🤜🏿🛩，地理的边疆，是指我国领土陆地上与他国毗邻的地带🏊‍♂️，但是就政治方面说，还有所谓政治的边疆，这又包括两点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在某些边疆区域，有所谓盟旗🦹🏼、土司、头人、伯克、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不同于中原的省县两级的地方制度🚶🏻‍♂️。第二个意义便是在某些边疆地区中央之推行于省县的政令往往不能畅行适用。边疆的第三个意义，是所谓文化的边疆🧮，文化的边疆，系指国内某些民族在语言🧔‍♂️、风俗🏇🏿、信仰、一切生活方式上不同于中原汉文汉语、农耕🚴‍♂️、无固定宗教信仰的民族的居住地区而言🌉，不过所谓文化的不同：‘不在他的程度，而在他的种类🤛，目不识丁老死不相往来的农夫不能代表边疆💪🏼，而传食四方博通经典的喇嘛反而代表边疆👲🌔；进行精耕农业的不是边疆，进行粗放游牧的才算边疆。’边疆既然有以上所说的三种意义⏯☁️，所以边疆的范围便非常广泛🎾💿，东北九省🧑🏽‍🏫、外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台湾是边疆，热、察、绥、宁夏💏、青海⛹🏿‍♂️👚、西康也是边疆🐑5️⃣，甚至于甘肃🍨、四川、贵州的一部分都成为边疆。”[33]他的这种观点将原本较为有限的边疆范围作了泛化👩🏿‍💼🧛🏻‍♂️，反映出当时思考的进一步深入，但限于条件，并没有相应的学术实践活动来配合这种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马长寿在1947年发表的《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一文📶👳‍♂️，尽管并没有真正探究人类学的相关方法，但却敏锐注意到了当时中国边疆问题在研究话语中被类比为殖民地问题的倾向🧘🏿‍♀️💃🏻，指出中国边疆具有不同于列强殖民地的性质，并认为🦫，中国边疆并非中国的殖民地🧑‍🌾，而中国的边疆开发也是自身国民努力奋斗的过程，这与列强以武力为后盾的殖民运动有本质区别。此外，中国本身并没有殖民地𓀖，而是列强的侵略与殖民场所🦸🏼‍♂️，而当时中国的边疆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34]他的“中国边疆非殖民地”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总结性意义🙅‍♀️，成为当时中国学者从整体对比角度思考中国边疆与边疆问题的一个基本范例🕖。

总体而言，在整个民国时期🧔🏿，国内政治、历史学界对“边疆”概念的探究受地缘政治学的范式的影响颇深，对具体边疆范围往往以罗列的方式加以标注🤾🏼，多强调边疆的地理、政治意义👩🏼‍💻👨🏼‍🦱，在后期也开始考虑边疆的文化意义⛄️，但其重点理念还是侧重于对中国边疆属性的界定👨🏿‍💻，其中最为强调的则是中国边疆的非殖民地性，可以说，由于当时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十分缺乏政治话语权，而且这一时期在内部秩序的确立方面缺乏成效，同时又面临外部压力的威胁👨‍👩‍👧，因此无法主动为边疆事务设立并引导议题，反映到边疆话语上，只能就国内边疆问题发表这种捍卫性的意见🌧。

抗战之后至1949年，国内学界对于“边疆”概念的研究开始向多层次性与边区社会开发转向，官方层面也逐渐接受“文化边疆”等概念，但由于当时的内战影响了当时的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对于“边疆”概念的研究逐渐弱化，而更多地转向对国内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状况的改革呼吁，边政事务逐渐代替了边疆研究。

（5）1949年至今

        随着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两岸尽管在政治上互有歧异🕎，但双方在对边疆的研究方面依然相当重视✷，不过👳🏻，两岸对于具体的边疆研究所采取的路径却有很大的不同。台湾学者更多地延续了边疆研究的原有传统，同时由于他们局限于台湾岛，无法在大陆的边疆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因此主要着力点在于对既有历史资料的利用以及台湾本岛内边疆现象的研究，并关注更为抽象的边疆理论和概念问题，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契合了台湾当局自身对台湾主体性与中心化的逐渐认同，以及对具体的中国边疆问题加以淡化处理的大趋势🧙🏻‍♀️。而“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由于将边疆问题研究🧗‍♂️，尤其是边疆史地研究分别纳入了断代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等研究领域，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对边疆的界定鲜有论及。直到80年代后期👨‍👩‍👧‍👦，随着边疆史地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才开始涉及到此问题”[35]🔦，这种趋势表明👩🏼‍💻，随着大陆自身政治、经济封闭局面的打破，伴随着自身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增强，开始重新去关注自身边疆地区的特定问题🎪，并进而对周边国家等更大范围的国际“边疆”加以重视👨🏽‍🦳🍻。

        同样😖，如果尊龙凯时娱乐专门关注1949年至80年代后期的这段时间里台湾地区学者对“边疆”概念的研究情况的话，就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对“边疆”概念定义问题一直在进行着👥，但却已经失去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所具有的救国激情，而更多地表现为纯粹学理上的论述，而且往往缺乏相关的后续实证研究。举例言之，兆鸿在其《我国边疆概况》一文中认为边疆是与“核心”地区相对而言的⚒，要界定边疆这一概念🤌🏼，就必须首先对核心地区加以界定。他认为，所谓核心地区🥏，应指国都所在及其附近地区🕵️‍♀️，而通过对历史上国都位置的考察🦸🏿‍♀️，可以发现✪，如果以西安、北京🧞‍♂️、南京为三个顶点，约略呈等边三角形的区域，其中包括陕西省东部、山西省南部、河北省全部、山东省西部🤓、河南省大部👩🏼‍🦰、安徽省北部以及江苏省北部地区都属于核心地区🌎，而离这一核心地区较远之处，则属于“边疆”。作者在综合各家“边疆”界定的基础上，认为“所谓‘边疆’，应包括地理边疆♍️、人文边疆、民族边疆及文化边疆等多方面之意义，尤以后三者实又包含在政治上具有特种形态之蒙古盟部旗与西藏宗之‘政治边疆’，以及云南😡、贵州、青海、西康👟、新疆等省人文歧义之‘文化边疆’或‘民族边疆’；至于地理边疆又可分为海疆与陆疆两方面，所谓海疆乃指我国沿海地区而言……所谓陆疆……应包括🧑‍🦲：与外国接壤之地区以及未尽开垦之地区❗️，前者……称之为‘边界’，后者称之为‘边里’……陆疆，为边疆之主体。”[36]到了1992年，林恩显主编的《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出版，书中既收录了吴文藻、胡耐安等学者在1949年之前的诸多相关论述，同时更收录了当时台湾地区边疆研究学者的最新成果。[37]这可以视为台湾地区对中国边疆研究传统与方法的概括与总结。

        在大陆方面，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之后，刊发了大批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以及相关学术著作😭，中国边疆各区域的专题研究也逐渐形成相关的研究特色。[38]而随着官方对于“边疆”概念阐释权的放松🤑🥛，学界在对“边疆”概念的定义与适用的探讨方面有了新的进展。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改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代表着边疆研究开始进一步突破史地研究的框架，向更广和更深的领域推进。

        在比较系统性地阐述“边疆学”框架和构想的《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1992年发表）中👐🏿，邢玉林先生专门就古代和近代以来的边疆概念作了定义，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39]毛振发主编的《边防论》中🧯，也专门就“边疆”概念中的“陆疆”👯‍♂️、“海疆”和“空疆”作了界定，认为“边疆是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区，按特定的行政或地理区域确定的一个立体的区域空间。陆疆是指国家陆地边界内侧特定的行政区域，它毗连边界线，大多具有自然、历史💁🏼‍♂️、人文诸多方面的特点，在行政区上有一定的完整性。海疆是指领海基线以外的国家管辖海域。空疆是指陆疆和海疆之上的空域”🧔🏼。[40]上述的这种界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邢文中相关界定的细化，更多地采用地理学的视角🙍🏼‍♂️。对于边疆学深有研究的马大正先生进一步指出，边疆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而与此同时，边疆又具有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含义🫣。总之🕤，“中国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只有综合地考虑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41]而在具体操作上，他认为可以将有国境线的边境县的总和看成是当代中国狭义的边疆地区🏊🏿‍♂️，这是关于中国陆路边疆概念最简练的阐释。

当然💆🏼‍♀️，思考还在继续，关于“边疆”概念的认识开始在中心-边缘基本结构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轴上加以衍生，有学者认为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中心—边疆”二分体系外，中国历史上各王朝还另外用“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等一套更接近实践层面的话语体系来描述与外部世界的动态关系，同时也体现出“边疆”概念在政治🏮、历史语境中的进一步深化🏓。[42]另有学者从政治学等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边疆”概念的多重内涵，并认为随着现代国家间关系的确立🍋🪻，“边疆”概念指代的实际地理空间范围正逐渐缩小。[43]此外，随着国际比较研究的深入，外域“边疆”概念也逐渐成为尊龙凯时娱乐思考“边疆”的重要参照系。[44]

三、“边疆”概念研究的现实基础与未来展望

纵观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概念论述🕑，可以发现早期对于“边疆”概念的探究受地缘政治学影响较深，对具体边疆范围往往以罗列的方式加以标注，较多强调边疆的地理、政治意义，在后期也开始考虑到边疆的文化意义🤜🏻，但其重点理念仍侧重于对中国边疆属性的界定🩴，其中最为强调的则是中国边疆的历史继承性与非殖民性🫷🏻。

        在“边疆”概念研究的时段性方面，由于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传统与政治军事背景（如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对于“边疆”概念的研究经常受到外部政治军事环境的影响，呈现出时快时慢的特点，在外患日增的时期，对“边疆”概念的讨论与研究比较关注，而在专注于国内事务或者国家处于闭关保守状态时👩‍🍳，对“边疆”概念的讨论与和研究趋于固化或停顿。

        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随着边疆概念在不同学科视野下往往会出现意义分疏👰🏽‍♀️，因此在对具体涉及“边疆”概念问题的解释实践当中，基于学科自身解释逻辑的自洽性🪖，都能够在各自的话语内部基本上自圆其说，不会出现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脱节问题，但是，当出现问题场域互涉时🙅🏼‍♀️，可能会下面的一些情况：其一，由于研究者本身，受自身研究视域所限🖖，在对“边疆”概念的体认方面，要么秉持政治🏦、历史学的视角，要么采用法学等其他视角，这两类视角之间由于缺乏充分的沟通，而由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本身可能无法被归为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历史学或法学研究，故而在研究论述过程中，就可能会用政治、历史学的“边疆”观去检视法学等其他学科范畴内的边疆问题🦙，或者以法学等其他范畴内的“边疆”观去论述政治👲🏽、历史上的边疆问题，从而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误判局面🔜。其二🙏🏼，当研究者面对一个既涉及历史背景🫱，同时又与近现代国际法体系相关的具体边疆问题时🚋，往往会出现无法选择主导的“边疆”解释路径的问题🤾🏻，继而在对这一选择过程的纠结当中，往往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经常会在强调并叙述历史背景（强调历史本位取向）的同时🌐，又试图从近现代国际法的角度加以论述（强调法学体系下的西方话语取向），力图达到论证的“尽善尽美”，但实际上反而会陷入削“历史”之足而适“西方”之履的处境之中✯，从而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自相矛盾🤼，进而使之前所作的相关论述效果相互抵消👮🏻，致使论证失效。

        由于特殊的历史与时代因素🧚🏻，以上两种问题在近代以来的“边疆”概念研究当中一直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因此，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一直成为令人困扰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由于中国历史中一直有着自身独特的边疆叙事话语，“边疆”这一词汇从其一开始就带有了政治的色彩与历史的深度👶🏻💁🏻，而在近代西方主导下的国际法引入之后，又具有了法律层面的新意义👙。因此，这一概念本身往往是多重视域混合的产物🎛，难以将之完全厘清💾，当然👩🏿‍🏫，在可能对所研究的“边疆”问题加以区分的情况下（如政治、历史学视野下的或法律视野下的等等），则可以用相对应的“边疆”概念加以解释，而在问题域重合而无法加以归类时🥞，则应分别以各种视角加以分析，从而展现出各视角分析下的不同结果🌁⛹️，再按具体情况加以择取🧍🏻‍♀️，但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与前提🫸，还是首先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国自身话语主体性的边疆研究范式✖️，形成一种具有整体视角的“边疆”概念认知与共识，唯此🫳🏻💂🏻‍♀️，方能在中国语境和比较视角下更好地面对和处理自身的边疆问题。

The situation and the discourse

——The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the domestic research about the “frontier” concept since modern times

YUAN Jian

（Institute of Global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Frontier” concept is the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the definition and propulsion of the frontier and the related studies. Since modern times, with various influences of the outside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paradig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using and definition of the “frontier” concept by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there were some periodical characters, which draw closer to the western modern “frontier”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and then used the frontier concept to construct the nation-state character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n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non-colonization characters of the frontier in China. Since 1949, the studies of frontier concept have been merged into the studies of the ethnic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ave some further studies till 1980s. This paper makes some briefly carding of the studies in the “frontier” concept since late Qing period in the aspect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discusses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keywords of the frontier studies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n gives some new opinions.

[Keywords] modern China; frontier; study of concept;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discourse

[44] 张世明等🧑🏼‍💻，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 [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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