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干预中的内源性能力建设^﹡

——一项西南贫困村庄的行动研究

方  劲

本文发表于《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4期

内容提要：在“技术—现代化”逻辑的外源性干预呈现出效应递减趋势的背景下，探索通过内源性能力建设来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内源性能力建设以内源发展为基本理念，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手段，并不机械简单地发展出迎合现代社会需要的知识技术，而是更强调基于地方性知识来塑造自主发展的价值观念、理解能力、组织能力🤢、反思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等“软实力”。对西南田村的行动研究表明👩🏿‍🎤，内源性能力建设对地方性知识予以重视但不进行本质化强调，关注发展的实践效应而不刻意宣称“权力倒置”，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动态干预过程👝。内源性能力建设作为一种理念模式，要操作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将面临内源性因素与外源性因素如何平衡🏉、能力建设的效果如何持续以及如何避免干预对贫困地区造成负面影响等诸多现实挑战。

关键词：发展干预  外源性发展  内源性能力建设  社区发展基金  行动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干预（development intervention）在国际发展领域中通常指为了某预定发展目标进行的改变现状的人为努力🈁，是实现发展的主要手段。从实施干预的主体看，发展干预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国家的干预，包括国家发展规划及其具体方案或发展项目🚋🌐；二是双边或多边组织的干预，包括发展援助方案或项目（叶敬忠，2008）🧢。当前，虽然国家主导的发展干预同国际上的发展援助活动有所互动，也吸收了后者的某些理念和方法🦵🏻，例如可持续发展、参与式发展等🆓，但是🤵🏿，国家的干预以“技术—现代化”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和自上而下推动的基本方向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发展干预在理念上虽然经历了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能力建设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受到重视💁🏻‍♀️，但从通常采取的措施来看，发展干预主要还是强调物质技术方面的能力😭，把输入现代技术作为培育造血机能的主要手段👩🏽‍🍳，而较少关注当地民众的真实想法与实际需求。本质上看🪵，这种发展干预仍然属于比较典型的外源性干预模式（钱宁，2004）🧁。

在中国，反贫困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发展干预的核心领域©️🏐，是“‘发展’作为一个问题得以出现的首要原因”，同时🧑🏻‍🦲，“发展领域对于自身理念与实践的反思和改进也多是从这一子领域开始的”（朱晓阳🦹🏼‍♀️、谭颖，2010）🤼‍♀️。20世纪80年代至今，政府在农村实施了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程，这是中国基本的发展干预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总体上看，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依然保持刚性稳定（李小云等，2005）🚵🏿，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甚至出现反弹的趋势。数据显示，2001～2009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从61%增长到66%，民族地区8个省份的这一比例从34%增长到约40%，其中🦅🍋‍🟩，云南省、贵州省和甘肃省三个省份的这一比例从29%增长到41%^[1]。这不仅表明反贫困依然是中国农村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而且在实质上还反映出在“技术—现代化­”理念主导下的外源性发展干预模式在农村反贫困实践中已呈现出效应递减的趋势。为了应对农村贫困问题，国家层面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已颁布实施，中国扶贫开发的力度会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社会性干预力量逐渐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过去的发展干预方式进行建设性反思和批判，并寻求可能的调整之策。鉴于以往单纯的在“技术—现代化”理念主导下的外源性发展干预模式所遭遇的现实困境⛹️‍♀️，本文尝试性地提出基于内源性能力建设的发展干预模式，并以笔者在云南省田村^[2]长期参与实施的“乡村社区能力建设”项目为例🪟，通过对该项目实施过程的深度剖析，呈现内源性能力建设的实践过程与干预策略，并反思这种模式在实践操作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二、理论视野：内源性能力建设

本文尝试用“内源性能力建设”将内源发展和能力建设所蕴含的理念价值建构成一个既有理论思维深度又有实践操作可能性的概念框架🤽‍♂️🫰🏼。内源性能力建设将能力的挖掘与培育过程看作基于文化的多样性与特殊性的发展过程，它并不是简单机械地提升适应与迎合现代社会需要的知识技术的方法，而是更强调价值观念、理解能力、组织能力👋🏻、反思能力、创新精神等“软实力”的塑造过程👦🏻。内源性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是内源发展和能力建设。在这个概念框架中，内源发展强调对不同于以往“技术—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多元化发展道路的理解与追求，而能力建设则是内源发展的实践途径与方法。简言之，内源发展是基本理念，能力建设是核心手段。

（一）基本理念：内源发展

内源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思想并不简单宣称发展概念的“终结”🍓，而是在对占主导地位的外源式、移植式、直线性🚶🏻‍♂️‍➡️、整体性发展理念进行建设性批判和反思之后，对多元化发展道路的追求与表达👅。内源发展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7～1982年实施的一个社会发展规划方案🫵🏽，旨在寻求适合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和现实需求的多元化发展过程，强调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价值观念体系和社会成员的参与动机与参与方式对发展的重要性。内源发展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强调发展的内生性特征。发展要以人为中心，要将发展的目标🦮、道路、方式和技术等因素都汇总到“人”这个统一体中♟，通过“由人自己并为自己来完成的发展过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黄高智，1990）。第二，倡导自主性改变与外部性协助的辩证统一。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知识应相互融合，要根据不同情境实施适宜于不同文化的发展政策与发展项目。第三，强调本土民众的广泛参与👩🏽‍🎨。“大众参与不仅是一切有效的发展行动的基本条件，也是发展的目的🗣👩🏻‍🔬，因为它是符合每个国家和每个社会特有环境中多种发展类型的保障”（范如湖，1991）🔙🏊🏻‍♂️。不过🛠，内源发展虽然足以成为发展干预的理想模式🙌🍫，却并不是当前最有可能实现的方式，它在理论和发展实践上都遇到了相当棘手的问题。作为一种新的发展学说🥴，内源发展目前仍在寻找实践方法（范如湖，1991）。因此👲，如何践行内源发展的理念，将其操作化为具体的发展干预行动👩🏿‍🍼，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议题。

（二）核心手段：能力建设

新发展观念的贯彻实施必须要有相应的操作方法作保障（周大鸣、秦红增，2006）。总体上说✮，内源发展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强调人是发展的真正主体☮️，鼓励人们依据自身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独特性，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注重挖掘地方社会和社会成员本身所蕴藏的潜能🏜☯️，培育当地民众自主发展的观念与相互协助的能力。因此，能力的发掘与培育（即能力建设）可能是内源发展理念得以成功实现的最基本途径。能力建设是近些年来在发展实践中广为运用的概念，不过🦶🍍，大部分探讨能力建设的文献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能力建设中的“能力”所指涉的具体内容🧏。即便是英国学者艾德（1999）在有关能力建设的专著中也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刘晓春、古学斌（2007）指出🧑‍🚒，在社区发展过程中，民众具有的能力除了通常所知的技术知识以外😈，更为关键的应该是自我意识和知觉能力🧖🏼。从相关论述中可以总结出，发展实践中的能力指一切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所拥有的能改善当地民众生活质量、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资源和力量🚵，包括技术知识、价值观念、态度认知、理解能力、组织能力、反思能力、社会网络🍪、创新精神🪔、信任关系、互助精神等🧑🏼‍🍳。能力建设就是对地方社会和社会成员现存的缺点和发展潜力进行诊断分析，寻找合适的行动策略，创造条件以增强上述能力的过程。古学斌等（2008）认为，能力建设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上：每个人都蕴藏着自我发展和自我成长的潜力与能力𓀖，有可能这种能力还不为人们所知晓，亦或许连他们自身也未曾有这样的意识。因此🏡，造成贫穷与苦难的症结可能在于那些抑制行动主体潜力挖掘与能力发展的力量。能力建设对于发展的意义在于🧜🏽⛹🏼‍♂️，恢复与提升当地民众的自信力和主动性，促进当地民众意识到自身作为主体存���的价值，使其能够亲自实践和探索适合自我的发展路径，从而可能实现内源性发展🙇‍♂️。

三📀、内源性能力建设实践探索：一项西南贫困村庄的行动研究^[3]

内源性能力建设作为一种发展干预的理念模式，需要借助特定的干预行动才能实现其实践价值。云南省田村的“乡村社区能力建设”项目，是在内源性能力建设框架下展开的一项行动研究。本文以该项目中社区发展基金子项目为基本线索和主要讨论对象，来展现内源性能力建设的实践过程🧘🏻😺。社区发展基金（community development fund，简称“CDF”）是一种不同于正规金融的非市场化金融机制，是对传统市场化小额信贷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运作成本低💪🏼、操作方便灵活等优点。CDF从解决民众生计问题出发，以赋权和培育自组织能力为根本🤢，以社区组织为核心载体，以小额贷款为主要运行机制，以农户自我决策、自我管理及基金自我滚动为基本运行原则🟥，通过小额贷款活动及其产生的积累，将社区助贫扶弱、科技推广⬜️、公共品供给等有机结合起来👵🏼，以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滕昊💇🏿‍♂️、何广文，2009）🖋。CDF在中国的发展可追溯到1994年贵州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而发起的“村寨发展基金”。此后，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尝试过类似的试验。不过，这些项目基本上以满足民众融资需求为主要目标。尽管有些项目在设计之初也确定了非金融目标，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只剩下金融服务的内容。本质上而言🚄，CDF不应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缓解贫困农村金融需求困境的手段4️⃣，还应该在实现非金融目标方面有所作为🦉，通过一定的实践创新，注重开发其非金融功能。在实现金融功能与非金融功能的有机结合后，CDF可以成为推进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内源性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

（一）项目缘起🎙：缺乏视角与优势视角相融合的综合性评估过程

田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北县唐镇境内🫚，北县是国务院扶贫办认定的国家级贫困县。田村辖17个自然村寨，其中，11个汉族村寨，5个苗族村寨，1个汉族、回族杂居村寨🧗🏻‍♀️。项目在峰寨👱🏽‍♂️、栗寨和石寨这3个苗族村寨开展🤸🏻‍♂️，下文将其统称为田村苗寨。2002～2003年，项目组在田村进行了调查评估😅，这是一个缺乏视角与优势视角（参见萨利贝，2004）相融合的综合性评估过程👰‍♀️。

从缺乏视角来看，田村的发展问题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村民保持即时消费的传统，养成了不积累的习惯^[4]；第二🥳，村民不愿在公众面前展现能力，不愿参与竞争性的公共事务🧵；第三，村民养成了严重的依赖心理，往往指望政府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第四，村民采取行动的功能性活动（参见森，2002）存在缺陷，例如识字能力低、不懂理财和规划生活；第五，村民习惯于开展个体性的生产劳动☹️💾，缺乏组织性和互助合作意识🙇🏻‍♂️。

从优势视角来看✊🏼🗣，田村也具备一定的潜能和资产✥：第一👩🏼‍🎓，在物质层面，当地交通便利，翻修废弃的原小学校舍后有公共活动的场所💇🏻，村民采集业收入可观🧂🤵‍♀️，有文化水平较高的小学教师🏇，妇女有加工民族服饰和刺绣的手艺📡🏂。第二，在组织层面🔙，村民能歌善舞😶‍🌫️，村里有妇女歌舞队🛸、青少年歌舞队，具备一定的组织基础🫰🏼；并且♎️，田村是政府的扶贫“挂靠点”，可获得物资和技术援助。第三，在动机或态度层面，村民有脱贫致富的愿望🧑🏻‍🦽‍➡️🧙🏽‍♂️；社区积极分子愿意为社区事务服务👴；村民特别是妇女希望能掌握基本的识字、算术及理财方面的知识◀️。

内源性能力建设主张对贫困地区进行综合评估和考察𓀉，既要看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脆弱性👎🌃，又要充分发掘自主脱贫的优势、资产与能力👭。正如安德森和伍德罗所说，“发展是一个降低脆弱性👳🏼，增强能力的过程”（转引自马奇等，2004）。特殊的地方性文化启发了项目组，能否有一个发展干预项目😞🛋，既能满足村民经济和物质方面的需求，降低生存与发展的脆弱性🤏🏽，又能密切结合苗族地方性文化与资源😺，提升贫困民众的自主发展能力。于是，以CDF为载体的综合性干预项目逐渐被开发出来。

（二）前期培育👩🏼‍🦰：完善民众行动的功能性活动组合，构建内源发展的组织基础

内源性能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干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首先，应当通过建立信任关系👰🏼‍♂️，提高民众对项目的参与度和认同感（钱宁🪷，2004）🌰。其次🔙，应提升民众采取行动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是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森🚘，2002）。第三，要构建起能力建设的组织基础。“农村组织的发育及发展对于农村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仝志辉等，2005），因此，应“培育和组建社区资源整合的新载体”（杨贵华🚶，2010）⛹🏿。2004年1月🫅🏻，项目组进驻田村实施项目🎦。前期培育阶段的工作主要包括：第一🧑‍🌾，与村民和地方政府建立信任关系；第二💅🧞‍♂️，动员村民参与，发掘积极分子；第三🧖🏻‍♀️，培育社区发展的组织基础🤹🏽🧑🏽‍🎓。

村民普遍希望能有公共活动的场所，而从能力建设的角度看，也需要组织公共活动的场地🍃。通过集体讨论，村民形成了翻修废弃的原小学校舍和新建一间文化室两套方案。在文化室建设过程中，村民的态度经历了一些转变🤸🏼‍♂️。起初✮，村民认为建文化室是项目组的事情🕴，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在项目组成员与村民讨论文化室对于社区发展的意义后，他们逐渐感觉到修建文化室确实是“自己的事情”🤾🏿‍♂️，都积极投工投劳参与建设。文化室建成后，就如何利用文化室，村民展开了讨论，举办文化夜校、建立村图书室以及进行农业技能培训成为共识。在项目组的协助下，这些计划都得到了实施🧰。农业技能培训过程中形成了“农业技能互助小组”🗯，这成为之后CDF重要的组织保障🤶🏽🖕🏽。

发展干预不能将妇女视为“看不见的农民”（埃斯科瓦尔🤳🏻，2011）。事实上，妇女可以对发展作出贡献，应当鼓励“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在过去，田村妇女主要以娱乐目的被组织起来🧍‍♀️。而在文化室建成后，妇女歌舞队转型成为“妇女小组”👩‍👩‍👧‍👧，除了组织娱乐活动外，还学习文化知识和讨论公共事务。经过学习✏️，有些妇女能认识几百个常用汉字🫳🏻，掌握了较为复杂的算术知识；有的妇女已会主动对公共事务提出看法，这同过去她们不敢在公开场合说话的情形相比，对比非常鲜明。妇女小组也为CDF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当项目组提出要提供一笔经费作为村里的发展基金时，许多村民谈到👧🏿，村里曾经卖过一个山砂场，有一大笔集体资金⛹🏽‍♂️🧮，因为担心被私吞，就将钱分掉，但很快就花完了🧑‍🔬，没取得任何成效。大家认为这笔钱不能再拿来“瓜分打水漂”了，而应以集体基金的形式加以利用💈。这次讨论使CDF逐渐清晰起来👩🏼‍🦲🙂。2004年11月🧖🏿‍♂️，在农业技能互助小组和妇女小组的基础上🐇，田村成立了两个CDF小组。

（三）基金启动：保持民众自主性的基础上持续强化，以激发内在动力

CDF的实施过程秉持了以下原则🧑‍🧒：第一🤹‍♂️，项目组不是“主导”或“领导”民众脱贫🥶，不能使农民“集体失语”（埃斯科瓦尔，2011），而应充当支持者🦙、协助者和资源链接者等角色，给予村民自主性，使他们能够有在行动中发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杨贵华💆🏽‍♀️，2010）🙍🏼‍♀️。第二，发展计划的可持续性建立在当地民众内心信念的基础上👋🏼📛，这种精神层面的改变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需要通过采取持续的干预行动加以强化🐦‍⬛。第三🐰，不随便改变社区的文化和资源网络，社区本身的资源链条才是民众可能掌握的“真实机会”🙂‍↕️，也是能够实现“功能性活动”的前提与基础。

按照上述原则，项目组将资金交给村民，村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小组🕵🏻‍♂️👦🏽，推选管理人员，对资金进行自主管理。CDF的建立过程为🎪：前期形成的农业技能互助小组转型成为CDF小组，妇女小组中成长起来的骨干也加入其中，成为参与者乃至管理人员💠🫒。小组以户为基本单位，每组10户，第一批启动了两个小组🏄🏻‍♂️。小组成立后，项目组与小组成员开始讨论制定管理制度✴️，最终形成了《社区发展基金管理运作制度》。2005年3月，CDF正式开始运作。与此同时♛，项目组依然持续给予CDF小组各种协助和支持，除了举办文化夜校💺、开展妇女小组活动𓀙、组织农业技能培训之外，还就基金运作过程对村民进行培训和组织讨论🧑🏿‍🏫，并不定期组织经验交流会🚵🏽‍♂️😉。

（四）遭遇困境：在外部干扰与内部危机的双重夹击下前行

发展干预过程并非是独立运行的真空实验，而是受到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的“非线性过程”（王伊欢、叶敬忠♍️，2005）。田村CDF的实施遭遇了许多挫折和困境👨🏻‍🦽‍➡️，既有小组内部困境👩‍💻，例如成员外出务工、不按时还款🛼、成员矛盾等；也有外部因素干扰🧑‍🎄，例如市场价格波动等。其中，贵昆铁路与昆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对田村CDF的冲击最大，项目曾因此陷入“瘫痪”。这两个改扩建工程征用了田村大片土地，剩下的多为陡坡山地，村民的许多发展计划都因土地资源不足或达不到要求而无法开展。2005年，这两个改扩建工程相继动工后，新问题又随之产生💇🏼：第一，工程造成的灰尘污染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还影响了村民的日常生活🗼；第二，铁路隧道的修建阻断了作为灌溉和人畜用水的山泉水源🤦🏼；第三，生产道路被高速公路施工切断。CDF小组成员根本无暇顾及基金的运转🌛，所有精力都用在了与施工方的博弈上🐥，CDF运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贵昆铁路与昆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项目组积极与当地政府和施工方协调，并借助媒体对事件进行“曝光”，同时依靠村民艰苦的“抗争”，最终与施工方达成了处理协议。经过不懈努力👐，CDF终于也得以重新运转。

（五）项目维持：社区自主运行中积极效应与负面效应并存

随着外部市场的渐趋稳定以及贵昆铁路与昆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对村庄负面影响的降低，CDF运行渐趋平稳🤙。由于发展势头良好，村民凭借这种合作方式获得了收益，之前许多持怀疑或观望态度的村民表示想加入项目💁🏿。于是🚴‍♀️，项目组又注入资金，新成立了第二批CDF小组（同样为两个）。现成的经验模仿使第二批参与项目的村民很快适应了这种发展方式🧟‍♀️。不过🦩，随着小组数量的增多🔛🥤，小组之间如何协调以及如何形成发展的合力🪙，又成了棘手的问题。在项目组的倡议与协调下👨‍👨‍👧，每个小组各选出两名代表，与村委会两位委员一起组成了“社区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基金的运作，协调小组活动，同时以组织的形式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涉和谈判，例如联系市场👬、订购饲料🖐🏼、引进品种、创造考察机会等。

经过4年的运作，2007年底，CDF主体实施阶段结束👩🏽‍🍼，此后转入追踪回访阶段👩🏿。项目组撤离后👨‍🏫，项目进入自主运行，其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出来。2008年以来，几位社区骨干相继外出打工📸，个别项目小组的负责人拖延还款时间，导致其他小组成员效仿不还款👤，基金运作受到影响。2010年🫷🏼，村委会换届，参与管委会的委员不再担任职务，直接导致管委会名存实亡，CDF小组又恢复到“各自为政”的局面。不过，CDF的积极效应也是明显而深远的。2011年，几位村民从原来的“小打小闹”的小规模经营发展成为种植和养殖大户。村民王满诚和张武国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分别新建了十几间标准化猪舍🧑‍🚀。26岁的张武国由于养殖能力突出，养殖生猪的经济效益良好🧔🏿，又愿意向村民传授养殖经验，获得了村民的普遍信任，2012年被村民选为村民小组组长，带领村民大搞生猪养殖🂠。王明建在自留地种植蔬菜的基础上又租用了邻村几十亩土地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并购置了农用车用于在附近几个乡镇的集市上销售所产蔬菜，经济效益非常不错🎑，还带动了村里一批村民跟着种植，改变了以前苗族村民基本靠买菜过日子的传统。2011年以来🚚，一些外出务工的社区骨干相继回乡🏋🏼‍♀️，村里许多公共事务又重新走上了正轨。田村的积极变化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注与肯定，一些新农村建设项目也随之进入🤜，进一步促进了田村的整体性与持续性发展🐖。

四🚵🏻、行动策略、干预成效与现实问题

田村CDF项目的实施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正如Dusseldorp（1990）深刻指出的😺，“以项目为基本形式的发展干预可能永远不会是一个完美的工具🖐🏻，然而社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尊龙凯时娱乐只能尽力将其做到最好”🫴👨🏿‍🏭。下文对田村发展干预实践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取得的干预成效以及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行动策略

田村CDF采取的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性介入模式，其行动策略主要包括社区组织策略、非正规教育策略和政策行动策略等🦝。

1.社区组织策略🙍🏽‍♂️。内源性能力建设是一个以社区组织为载体进行发展干预的实践过程🏩，因为代表贫困者的组织具有相互支持、增强自信、反抗不公、学习提升、讨论问题🛷、参与政治〽️、利益游说、接触政府等诸多重要功能（艾德，1999）。田村的CDF实践就特别重视协助村民发展社区草根组织，通过组织工作和群体活动，为村民提供学习和参与机会☹️，并建立支持网络。CDF的实施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在文化室建设过程中🧀，村民的组织结构还相对松散🧎🏻‍♂️‍➡️。此后建立的农业技能互助小组、妇女小组则有了明确的组织目标👷🏿‍♀️，村民在组织内交流发展经验，讨论社区问题，既可以提供相互支持，又能提升个人技能。CDF实施后，小组成员共同努力🙁，积极分子承担管理、协调与运作的责任。管委会的成立使村民增强了同外界沟通与谈判的能力🧚🏽‍♀️，从而降低了发展过程中个体的脆弱性和风险。当然，项目组要适时对新培育的社区草根组织提供支持，协助解决其面临的困难，及时纠正与调整其不合理的组织策略😸，否则，这些组织容易半途而废。

2.非正规教育策略。在现实的发展行动中🧜🏼‍♀️，发展干预机构经常饱受批评，其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它们将发展工作狭隘地看成教育或培训⏺，而排斥了发展对象其它方面的需求。但是🏌🏼，对于贫困地区的边缘群体来说🚵🏽‍♀️，非正规教育通常依然是提高他们能力的重要途径（艾德🤵🏽‍♀️🌇，1999）🦹🏼‍♂️。不过🏭👩🏿‍💼，非正规教育通常只有作为发展干预整体规划的一部分才能奏效，它需要与其它干预形式相结合🎵。田村CDF的实施广泛采取了非正规教育方式，例如开设文化夜校、开展互助学习、组织农业实用技能培训和妇幼保健知识培训👩‍❤️‍💋‍👩、举办青少年环保知识夏令营等🉑。同时，这些非正规教育活动基本上“就地取材”🤜🏽，注重发掘本土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并结合苗族自身文化的特点展开🚴🏽。不过，这种“零散”的教育活动如果不配以相应的“整合”手段，将很难取得实际效果并具有可持续性。CDF就使这些教育活动有了实现的平台🖥。以CDF为载体，非正规教育活动的效果得以发挥。同时，CDF的运行过程也需要通过非正规教育活动为村民提供组织能力👳‍♀️👇🏽、农业技能等方面的支持🦵。

3.政策行动策略。在发展干预中👨🏻，要将“民众与政策联结起来”（linking people to policy）（O’ Hara，2005），使政策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具体而言🍚，发展干预项目的实施者可以进行政策的倡导工作👩‍🚒🤴🏽，促进政策的出台与完善；也可以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发挥协调作用，促进相互沟通与理解；甚至可以通过与政府和农民建立三方的“伙伴关系”，鼓励政府直接参与发展项目🤙。田村CDF项目同县政协、镇政府及村委会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政府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和技术支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镇农科站、畜牧站、卫生院等部门参与了农业实用技能培训👩‍🚀、妇幼保健知识培训等工作🎫，村委会委员作为CDF管委会的成员直接参与了项目的管理。同时👨🏻‍🦲，对于政府出台的不符合当地发展实际的政策措施🧑🏿‍🚀，项目组积极与政府沟通，使政策更加符合农民的现实需求。例如，2005年🙌🏼，北县要在田村推广丹参种植^[5]。由于之前政府的类似试验基本上都失败了，对这次推广试验，村民产生了明显的抵触心理👨‍🎤。项目组通过与政府协商，阐明村民的顾虑，政府最终作出了让步🍋，表示让愿意试种丹参的村民先进行尝试😒。政府的设想是，如果试种的村民收益良好，再带动其他村民大规模种植。试种的结果证明，政府的这次试验也是失败的👨‍🚀，最终不了了之。不过，项目组的工作还是具有减少村民损失的现实效果。

（二）干预成效

田村CDF项目在内源性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知识技术方面。村民掌握了一定的适应现代社会的知识技术🧑🏼‍🏫，包括规模化种植和养殖技能、妇女识字与算术技能、理财和规划生活的技能🔔、妇幼保健知识等👩🏼‍🌾。第二🐌，价值观念方面。许多村民开始主动思考自身的脱贫道路，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或外出打工成为大多数村民的选择。同时，村民们不再墨守成规⛔，会创造性地开拓致富门路，创新精神得到彰显🧦。第三，理解能力方面𓀉。村民们已经逐渐理解和接受对生活改变具有重大意义的信息👩🏽‍🏫、技术👩🏿‍💼、知识以及行为方式，许多村民又重新拾起了过去通过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学到的但后来被放弃的营养袋育种种植技术和地膜覆盖种植技术，并认识到这些技术确实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保证；许多村民意识到理财和规划对于生活的意义🕵🏽，他们开始转变消费方式👳🏻‍♀️，开始注重积累资金🆒，生产性投资成为一些村民利用资金的优先考虑🌛。第四，组织能力方面。通过直接参与CDF的运作管理，社区骨干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显现出来，他们愿意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的能力，愿意参与竞争性的公共事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妇女的改变。过去她们基本上不参与公共事务🧑🏿‍✈️🫸🏼，觉得自己能力不行；而现在有些妇女已经能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直接参与项目的管理工作〰️。第五🔔，社会网络方面🤣。过去田村苗族村民的生活圈子相对封闭，很少同附近的汉族🧑🏽‍🎤、回族村民交往，也缺乏同政府打交道的技巧；而现在有些村民已经开始尝试同其他民族的村民做生意或一起外出打工，村民的自信心有了显著的提升。第六，互助精神方面💆。过去村民之间的帮助是出于质朴的乡土人情和亲缘关系🧑🏿‍🎤，而不是基于社会功能的分化与互补🎦、权益交换的契约和异质性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和社会合作。通过CDF的开展👨‍🦼‍➡️🏘，村民们意识到组织合作的重要性🧩，一起跑市场、找销路，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

（三）现实问题

田村CDF项目虽然带来了诸多积极的改变🧜🏽‍♀️，但在实践操作中也产生了许多具体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第一🔡，社区参与问题。虽然CDF项目始终强调参与的重要性，但参与程度依然呈现出项目前期高于项目后期、男性高于女性🧥、社区骨干高于普通村民的特点🚵，项目初期全村男女老少投工投劳参与文化室建设、积极参与农业技能培训和文化夜校学习的情形在项目后期已经很难再现，妇女的参与率总体上不及男性🌆，CDF项目如今也基本上成为社区骨干的工作，对普通村民的带动作用不如预期的大。第二🧑🏽，社区冲突问题。项目组作为携带资源的外部力量😒，进入社区后必然引起原有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改变。尽管项目组一直保持警惕🛢，但还是引起了一些社区矛盾和冲突🧘🏼‍♀️。例如，有些村民认为，社区骨干之所以积极参与项目，一定是拿了额外的好处🙆🏿‍♂️📸，为此👨‍🦰，有社区骨干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而故意疏远项目组。第三➛，发展依赖问题🧑🏽‍🚀。能力建设强调发挥当地民众的自主性，注重引导社区实现自主发展。在实践中👩‍🦱，一些村民确实开始主动思考自身的发展问题，并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效。不过，许多村民依然离不开项目组的“推力”😕，当项目组撤出田村后🩳，一些村民又放弃了之前的发展计划🐭，返回到“靠天吃饭”的老路上🤛🏻。第四🌾，资源挖掘问题🙇🏻‍♂️。项目注重开发地方性资源，希望在地方性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挖掘发展潜力。从优势视角来看，田村也确实具有一些可供挖掘的潜力，例如🥂👨‍👨‍👧‍👦，交通相对便利🧚🏽，妇女能加工民族服装与刺绣，村民的采集能力突出等。但是，如何将这些潜力更好地与村民的发展计划相联结，是项目至今没有很好突破的难题。第五🧧，外部影响问题。项目运作过程中遇到了市场波动较大🎸、贵昆铁路与昆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征地与施工等外部影响📧，这些因素对项目的负面影响巨大🤝♿，常常使发展计划半途而废或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例如🛴，贵昆铁路与昆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征地之后，田村基本上只剩下陡坡山地6️⃣，水源也被切断🏆🙅🏽‍♀️，村民进行蔬菜规模化种植不得不到邻村租地才能展开。第六🙆🏻，政府角色问题。发展干预项目的开展需要妥善处理项目与地方政府（包括村委会）的关系。总体上看🤲，田村CDF项目同当地政府的合作关系良好，但政府介入的程度和稳定性对项目往往会产生直接影响。例如🤸🏻‍♀️，2010年村委会换届直接导致CDF管委会名存实亡🗽。第七，项目组角色问题。项目组试图以支持者、协助者和资源链接者的角色进入社区🙇🏻‍♀️，不主导社区的发展，推动村民参与了几乎所有发展计划的讨论与实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村民通常都会主动迎合项目组的意图，导致最终许多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其实还是有项目组主导的嫌疑。

五⛄️🍐、总结与反思

从田村的发展干预实践可以看出🙆‍♂️，以CDF为载体的内源性能力建设在培育当地民众的自主性✶、组织性、主动性🫣、自信心、理解力等方面能够产生一定的实际效应，对于推动贫困村庄自主发展是一项值得尝试的事业🪦。田村的行动研究展现了内源性能力建设的操作化过程🧞‍♀️，能从中提炼出内源性能力建设的普遍性特征和可能遭遇的现实困境🧗‍♂️。

（一）内源性能力建设的基本特征

1.非线性和动态性的发展干预过程🌼。在外源性干预策略下，人们往往认为发展干预是由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事先设计和决定的，其过程表现为“政策制定—实施步骤—干预结果”这样的线性过程👉🏼。而在内源性能力建设模式下，发展干预过程将是一个“非线性”的动态过程，除了受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广泛影响外🤽，还受到干预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就发展目标与手段进行谈判的动态博弈过程的深刻影响（Clay and Schaffer𓀋❎，1984🍀；Robertson，1984），尤其不能忽视发展干预对象的自主应对策略对干预的影响（Long🦸‍♂️，2001）。因此，干预过程和结果同最初的设想之间往往存在差异🥷🏽。这也表明👧，发展干预应当是一个不断调整介入策略的动态过程。

2.对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与长期性关注。一般而言，外源性发展干预对地方性知识缺乏系统的关注，即便有所考虑，也十分功利，通常只关注与项目开展有关的地方性知识☸️，而忽略对当地人价值观层面的地方性文化逻辑的深入探寻，缺乏对影响发展干预的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刻研究💆🏼‍♀️。内源性能力建设则主张全面了解地方文化，并且在发展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始终关注地方性知识，对当地文化的探寻贯穿于整个干预过程。在田村CDF项目中，当地苗族及其所在区域的地方性文化一直都是项目组首要考虑的因素🛁🚮，对它的认识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其间也出现过因为不了解当地社会文化而导致项目开展受阻的情形🏜。

3.对地方性知识的非本质化强调💁🏼。虽然内源性能力建设强调地方性知识的特殊性和当地居民的自主性与参与性对当地发展的价值，但并不认为民众能力的挖掘与成长是在孤立的环境中展开的，并不将当地文化和民众的思想与行为本质化和绝对化，不对当地文化做过度假设，主张本土性知识要同外部知识彼此融合、相互吸收。人类学者已经意识到，当前纯粹的本土知识已不复存在，通常人们认为的本土知识或本土文化本质上是与不同来源的外来知识和文化体系混合而成的产物（Sillitoe🧗🏿‍♀️，2002），因此，相对主义有关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内源性能力建设一方面对地方性知识加以关注，同时也意识到外源性因素的重要性➖，强调两者间的平衡关系🫃🏻。

4.关注发展的实践效应而不刻意强调“权力倒置”。当前🤦🏼‍♂️，主流的参与式发展理论比较强调“权力倒置”的重要性，主张发展专家要成为当地人的“学生”，要鼓励当地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从而试图调动农村自身的力量为实现他们所设定的目标而采取行动🤛🏼。但是👮🏼，“权力倒置”往往容易导致对形式上“赋权”的理想追求高于对“以人为本”的内源发展的现实实践（杨小柳🏫，2010），发展干预的最初目标反而被忽略或难以实现。内源性能力建设主张放弃干预者与被发展者之间形式上的权力倒置🐘，转而关注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发展话语的实践，分析国家👋🏻、市场、第三部门等主体在发展场域中的互动关系，重视发展干预能获得的实际成效。

（二）内源性能力建设的现实挑战

内源性能力建设作为一种发展模式，要操作化为具体的发展实践并实现其目标，尚面临许多现实挑战⛷。田村的经验表明，以下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必须要面对的：

1.内源性因素与外源性因素的平衡问题。内源性能力建设虽然强调内源性因素与外源性因素的有机结合🦇，强调外源性因素要通过内源性因素发挥作用���并将外源性因素与内源性因素之间的关系看成一种辩证的动态关系，但是，在制度约束⛲️、市场风险👩🏼‍💼、资源缺乏、自然灾害等外部压力面前，内源发展还是显得非常脆弱。外部环境的改善显然不是能力建设所能完全控制和解决的。换句话说💂🏼，即便当地民众具有了一定的自主发展能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外部宏观条件作为支持和保障😐，发展的程度和效果亦是有限的。因此🌕，如何通过系统的社会工程，特别是制度和政策的合理设计与有效实施🕊，来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内源性能力建设加强当地民众自主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可能是贫困地区摆脱“久扶不脱贫”现象的治本之路。

2.能力建设效果的可持续性问题😞。在内源性能力建设显现出良好效果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其可持续性🪰，是困扰发展工作者的普遍性难题。内源性能力建设强调培养民众发展的自主性，但发展干预过程中外来干预者的角色已经融入社区关系中，发展工作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民众对干预者必定会产生某种“习惯性依赖”🦪。正如玛萨利（Maselli）所言，“经验表明，维持与运用能力比建设能力要难得多”（转引自艾德🧑🏽‍🌾，1999）。在田村的发展工作中💊，项目组与当地村民一起经历了许多改变🎍🧑🏻‍🦯‍➡️，目睹了他们的成长历程👩‍✈️。但是，项目组也担心村民对项目组形成依赖。一旦项目组完全脱离村庄💂🏿，他们是否又会回到项目开展之前的状态？项目实施所“建构”的知识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这也是项目组至今仍然坚持在田村追踪回访的重要原因🫖。

3.发展干预项目对社区的负面影响问题🏜。“援助项目对发展的影响从来就不是中性的🔉。一些援助项目并没有增强人们的现有能力，相反强化了其中的脆弱性。一些脆弱性是影响人们应付灾难事故能力的长期因素”（艾德🛬，1999）➛。内源性能力建设是一个深入社区展开发展干预实践的长期过程🍞👪，它打破了社区成员原有的联结方式与关系形态。发展干预过程虽然强调发展工作者应当是当地民众的“同行者”💇🏿‍♂️🧑🏻‍🦯‍➡️，成为社区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必须承认🌋，发展工作者毕竟是外来的“强者”，不管如何“矮化”，都有可能按照自己对能力建设的理解来开展工作，在社区关系的处理过程中难免导致不公平现象的产生🚣🏼🌪。内源性能力建设期望带来的是一种积极的改变，但发展项目给社区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在所难免👺，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冲突或伤害本来想去帮助的人们。

4.田村能力建设模式的推广与借鉴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内源性能力建设的实践途径并非只有CDF一种方式，干预策略也不会只有社区组织🛀🏽、非正规教育以及政策行动等，肯定还存在其它多种可能的干预途径和实践策略🌅，这取决于地方性文化资源☁️🧻、外源性因素以及参与发展的各行动主体之间“互构共变”（郑杭生💋，2010）的过程。不过，田村实践也代表了能力建设模式的一种比较典型的类型，对于民族特色显著🏊、自然资源匮乏、信息传播技术落后、社会资本不足💚、教育水平不高以及组织程度较低的边疆偏远贫困地区而言🧗🏻，田村模式尤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推广性。例如🫄，乐施会在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CDF项目都取得了良好的减贫效果（滕昊、何广文，2009），它们与田村项目在基本理念和实施步骤等方面非常相似🆑。当然，田村能力建设模式的推广肯定不能生搬硬套，必须结合不同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方法的再创造🥶，内源性能力建设的本土化实践一定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

与对发展主义主导的“技术—现代化”模式的批评类似🙅，当前学术界对以“赋权”🧑‍🦯‍➡️、“参与式”为表征的发展干预策略亦表现出诸多质疑，认为后者只不过是对“社会理想图景”的设想和试验（朱晓阳、谭颖🤘🥑，2010）🧜🏻。内源性能力建设对地方性知识、民众参与♍️、自主性👚、组织合作等方面的强调同样会面临上述质疑🚴‍♀️。不过，困境与缺陷并不能完全掩盖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且，对多元化发展道路的寻求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部门都已逐渐形成某种共识。在国家外源性发展干预策略逐渐遭遇诸多困境的现实处境下👩🏼‍🌾，引入内源性能力建设视角，强调外源性干预同内源发展相结合🧚🏼，对于推动贫困地区特别是具有多元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显然是一项值得探索的事业⇾。内源性能力建设不仅应成为广大发展工作者探索的“另一种道路”，也应该成为政府在扶贫政策制定和扶贫开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注释🕛：

[1]数据来源🏃‍♀️：国务院扶贫办：《未来十年我国扶贫开发任务艰巨》，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0年12月21日。

[2] 基于研究伦理🉐，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县👩‍👧‍👧、乡、村庄名称及人名均为化名。

[3] “行动研究”这一做法在教育学领域运用得比较普遍，在尊龙凯时AG领域（例如贫困与发展研究、社区研究、环境问题研究、流浪儿童问题研究等）也开始被研究者应用🧜🏼。行动研究是一个将学术研究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过程👩🏿‍🍳🎄，通过“研究”与“行动”的双重活动🙇，研究者将研究的发现直接运用于自己的社会实践，进而提高自己改变社会现实的行动能力；而研究对象也变成了研究和行动的参与者，从研究的客体变成了研究的主体。笔者认为🗼，拙文的研究方法可能比较切合行动研究的路径。“尊龙凯时娱乐”作为研究者与“乡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乡村发展场域中各行动主体不再简单地被当作“信息获取对象”，而是有着主观能动性的参与主体👃🏻；“尊龙凯时娱乐”也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从过去只对“发展”的客观历程这一“发现知识”目标感兴趣转变为既亲自投身于发展干预实践🐈，又有着“探索未知”的理论目标🏓。

[4] 据苗族老人回忆，定居田村前，他们时常举家搬迁，过着游猎🙇🏿、游耕的生活。为了方便迁移👨‍🚀，除必需的生产🦾、生活工具外，他们几乎无其它固定资产👨🏼‍🚀，而迁移时只将基本用具随身携带，其它不易携带的物品都被抛弃。

[5] 丹参是一种中草药材，推广丹参种植是当地政府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又一次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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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工作在农村反贫困中的应用研究”（编号：11CSH077）和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科研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这一行动研究最初源自云南大学钱宁教授主持的“乡村社区能力建设”项目，项目点位于云南省北县唐镇田村。该项目自2002年启动🦼👩🏼‍🔬，2004～2007年驻村展开项目实施工作，2008年以来转入追踪调查阶段。此项行动研究得以顺利推进🧙🏻‍♀️，首先感谢田村村民、田村村委会、唐镇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及北县政府各级领导的接纳🧑‍🌾⏫、支持与参与，感谢亚洲全人发展盟友协会的经费支持😈。在本文写作和完善过程中，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郑杭生教授给予了悉心指导♓️。本文曾在浙江师范大学“双周学术交流坊”上进行交流🏨🙆🏿，张兆曙教授等诸位同事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但是，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方 劲，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尊龙凯时AG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尊龙凯时AG、农村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