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加速转型，社会群体分化日趋明显👨‍👩‍👦。但是，对于新发展阶段的诸多议题，发展尊龙凯时AG的理论跟进却略显滞后。本文从制度主义的“发展”逻辑出发，对近年来的制度主义流派进行了梳理🩲，并综述性引介关注新发展阶段的社群制度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倡导看见社会🔃，即在分析中充分认识社群的能动性、正视社会中的多元价值偏好，特别适用于复杂治理研究、主观社群研究，善于揭示发展的微观机制🏹，具有较好的理论潜力。

关键词：发展研究；社群制度主义；制度主义；复杂治理

作者简介📘：刘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研究、数字治理、政治尊龙凯时AG。

一、前言

近三年来，受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加快转型💆🏽‍♂️，社会群体分化日趋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人民日报》📲，2021）。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同寻常的发展阶段，既需要防范全球经济波动引发的风险👩🏼‍🚀，也要应对前四十多年社会变迁产生的问题🕋。这就需要综合各方经验，既从中国历史中寻求传统智慧，也借“他山之石”以攻玉。

发展有阶段差异，这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工业化起步较早的欧美国家↔️、早年的“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后进入经济模式转型的后工业（后发展）阶段🧘🏽‍♀️。现代化理论一直致力于比较各国的现代化模式🏊‍♀️。按照这一理论对发展趋势的预测，后工业社会在文化形态上会有明显的后物质主义倾向👺🏮。虽然国内学界对中国青年一代是否已经出现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仍存争议，不过分歧中也有共识。这些共识性的判断包括2️⃣🔑：发展目标从纯粹经济增长转为高质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任保平🙋🏻‍♂️，2018）♧；社会发展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策和研究议题（郑杭生👼，2009，2011🚶‍♂️🙊；李友梅等🛶，2012）👼🏼。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与组织化方式也呈现出多元价值的特征，嘻哈文化、素食主义🤱🏽、手工主义、酷儿运动、女权主义🧔🏻‍♀️、环保主义以及粉丝文化等亚文化潮流不断涌现。对于这些新兴的社群和社群文化，一些研究提出用可持续公众模型来分析（Moor, 2017）。这表明社会的组织化方式出现了新的形式，边界模糊、成员面貌不清、身份认同流变的“议题公众”“兴趣团体”“话题圈”成为社会团体新势力，疫情中饭圈女孩的抗议行动就是典型代表。这些社群团体参与公共事务，具有极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但是🙎🏼，学界对于发展转型研究的理论储备还不充分。基于此，本文试图综述性引介关注后现代问题的社群制度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倡导看见社会，即充分认识社群的能动性⚙️、正视社会中的多元偏好。这一理论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和集体主义传统契合，具有较好的理论潜力。

二、批判与继承：发展研究中的社群制度主义

发展研究自20 世纪80 年代诞生起就与制度主义联系紧密。对何为发展的理解差异塑造了社会科学中制度主义的研究脉络🧏🏼。社会科学对发展的理解经历了从一维到多维的过程。从产量即发展，增长即发展，再到人、社会、自然全面发展，发展目标越来越多元💂🏿‍♀️😾。与此对应，制度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旧制度主义将制度视为个体互动博弈的结果🎐。与之相反😓，新制度主义将制度视为外生于个体的结构约束🔧👷🏻‍♀️。社群制度主义则强调行动网络与结构空间的互构🪚🔵。在分析层次上，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再到社群制度主义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再到中观的范式转换🥢。

旧制度主义围绕生产力发展的要素以及生产效率🎋、投资收益率等问题展开。对他们来说，最佳的发展制度就是市场制度（Greif & Laitin, 2004；Kuznets, 1966；Maddison, 2001）🤨。衡量发展结果的指标就是生产力的增长。新制度主义更侧重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外在条件对发展的限制性约束（Acemoglu & Robinson, 2012；Jared, 1997）🦪。这些研究或者从历史发展轨迹中寻找影响经济成长的初始条件，或者将经济发展与否归咎为社会结构的影响，例如过于严格的社会等级。来自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的发展研究学者贡献了自己的理论，其中制度解释始终占支配地位🗡。“国富国穷”的问题被归咎为制度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差异（Acemoglu et al., 2001）。新旧制度主义背后都预设了以西方模式为终点的发展趋同理论（convergence growth）。也就是说，传统制度主义认为所有国家都会追随并复制英美国家的工业化之路。当然，新制度主义内部有三种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尊龙凯时AG制度主义，流派之间各有争议，但争议主要集中在自变量上。对于因变量的理解具有共性🤹🏿‍♂️，都强调发展的趋同性。

2000年以来🦶，社群制度主义从对因变量的多元理解出发，一反传统制度主义的线性发展观，强调发展的非预期性、地方性与多元性，因此，它又被称为批判制度主义。为了深刻理解社群制度主义与传统制度主义特别是新制度主义之间的区别，本文将社群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三个流派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就制度分析而言⤴️，新制度主义与社群制度主义一道形成了制度主义的四种分析视角🐚，这四种视角基本覆盖了制度与发展的四种景象🤦🏼：发展干预主义景象、国家主义景象、关系主义景象和社群主义景象（见图1）🧔🏽‍♂️。这四种视角均立足制度，借助不同的自变量为“如何取得发展”开出了药方。

本文将三种新制度主义与社群制度主义进行比较分析的原因是🦂：其一，社群制度主义在影响深远的三种新制度主义的交错发展💂‍♂️、互相借鉴中而来，并侧重于对其批判性发展，特别是对方法论与发展观的批判🔨。其二，三种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支配下的发展观至今仍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制定的主流范式，影响深远💝，但也是社群制度主义着力批判的对象。其三👷，四种制度主义虽然在方法论🟠👺、研究层次👮🏿‍♂️、研究对象上有所不同🧓🏽，但在研究维度上有类似的争议💝。这些争议显示了制度主义分析路径的内在矛盾😰🏃‍♂️。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以个体主义视角👰🏽‍♀️，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关注行动者的集体行动（Greif & Laitin, 2004🧘‍♂️；Ostrom, 2007；Ostrom et al., 1994）💋，这派学者认为良好的制度是可以设计的👩‍👩‍👧，如奥斯特罗姆的制度设计八项原则🧑🏼‍🌾。他们认为只要针对具体的议题进行良好的制度设计🔡，解决好个体的动机、协同与承诺三个问题，发展就会产生。这派理论常常预设个体具有完整的能动性。因此🌟，这派学者常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设计、执行发展干预项目，又被称为制度设计学派。在这一学派的理论指引下👯‍♀️，实践者在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推动了大量的发展干预项目，主体是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一些追随者认为外部救助组织的志愿干预，能够帮助当地居民设计制度、配置资源😆⛹🏽，摆脱不发达的境况👡。这些组织在不同社会情境中推动的发展援助项目都极为相似，很少考虑当地民情的特殊性。有的发展援助项目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问题。国际组织在亚非地区开展的一些贷款援助项目非但没有推动治理与发展，反而滋生了腐败👵🏼，减少了当地人的就业机会，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Bräutigam & Knack, 2004；Ear, 2007；Friedman, 1995）。1975—2000年间约100个接受国际援助国家的数据表明💇‍♂️🫃🏿，多数援助项目是失败的（Knack, 2004）🔰。麦伦甚至指责索马里的援助项目损害了政权的稳定性，各类政治势力对大宗食物救助控制权的竞相争夺导致了当地政府的崩溃（Maren, 2009）。

历史制度主义主要关注影响繁荣的政治历史因素。研究者认为制度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时期权力关系的固化（Hall & Taylor, 1996；Mahoney & Thelen, 2010）。历史制度主义通常从国际或国家的宏观视角来理解那些影响政治与经济发展走向的历史事件⇨，以及事件间的先后顺序。因此，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眼中🏄🏽‍♀️，发展结果是历史的选择，个体的能动性只体现在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历史的载体”（carriers of history）（David, 1994）。发展结果好坏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正是制度🏋🏼‍♀️，特别是国家和官僚组织形塑出的正式制度，推动了技术、资本累积、投资等多种要素的迭代和创新🎴，推动了经济增长🥈。例如，税收、补贴政策和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影响了资本积累。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强调国家政策和制度对发展结果的影响。规制理论（regulate state)、发展国家

（development state）等流派都是在国家中心主义的发展视角下崛起的🎍，其核心关切在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如何有效（顾昕⏳、张建君, 2014)🧙🏿。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崛起👨🏿‍🚀🍶，使得国家主义的发展思路至今仍是发展尊龙凯时AG、发展政治学的主流💷👂🏿，又被称为“新国家主义”（neo-statism）或“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ered approaches）（Evans, 2012🖊🪸；Evans et al., 1985⛄️；Kohli, 2004）。

尊龙凯时AG制度主义用社会角色解释行为动机，关注意义结构和关系结构对行动者的约束。这派理论大致诞生于20 世纪70 年代末🆖，以组织理论最为盛行（Amable, 2000；Hollingsworth & Boyer, 1997b🤸‍♂️；Meyer & Rowan, 1977）。尊龙凯时AG制度主义的视线从促进生产的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转移到协调行动、影响国家和市场制度执行的社会结构与惯习上🙏，强调推动生产创新的社会系统的差异（Hollingsworth & Boyer, 1997a；Streeck, 1992）。这一思路受创新的国家体系（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NSI）启发（Nelson, 1993）。尊龙凯时AG制度主义将视线暂时从生产过程移开，关心那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产交易进行的观念🚴🏻‍♀️、价值、文化习俗的力量⚗️，将认知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社会合宜性（social appropriateness）视为分析的核心（Campbell, 1998）🥩。与理性制度主义的区别在于😣，尊龙凯时AG制度主义认为人的认知是在强制𓀋、规范和模仿等社会压力下趋同的过程（Meyer & Rowan, 1977）。也就是说🕡，历史制度主义者对理性的理解是政治历史的，尊龙凯时AG对理性的理解则是社会文化的，是“无法被还原成个人属性和动机的集结”🫶🏼，是“超越个人的分析单位”（Powell & DiMaggio, 2012）🧑‍🦽。例如，多样资本主义的分析路径完全以非市场机制为研究对象，认为企业的生产过程就是一组关系，特别是管理者与工会👬🏼、培训与教育、激励与管理、股东之间、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Soskice & Hall, 2001）的处理过程📒。

社群制度主义的价值立场是社群主义。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政治哲学思潮，是在对以罗尔斯《正义论》（2009）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兴起的ℹ️。这一思潮强调个人最终是由其所在的社群决定的，因此又被认为是“新集体主义”“共同体主义”“合作主义”等🥧☁️，这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桑德尔、麦金太尔和沃尔策⚂。它在三个方面批判了自由主义。第一🪘，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相对🤦‍♀️🤷‍♂️，个人并非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才组成共同体🤥，相反，个人出生与实现于共同体之内，共同体优先于个人。第二💩，与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相对🎥，自由主义认为正义♠︎🎷、自由与民主适合所有社会、历史与文化情境。社群主义则认为社会情境决定社会价值🧗🏻‍♀️，倡导特殊主义。第三🪟，对正义与善的理解不同⛏。自由主义建立在以权利为基础的善论上，认为个体拥有各种权利才是获得正义与善的途径。社群主义认为正义和权利应该落实到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上。这些哲学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很多共通之处，吸引了不少中国政治哲学家的关注。这一哲学思潮也深刻影响了尊龙凯时AG研究者，特别是9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新社群主义者（何霜梅，2018）。他们基本都是尊龙凯时AG家，对婚姻家庭💂🏻🧑🏼‍🤝‍🧑🏼、学校教育、社区治安、环境污染和公共安全等社会问题充满研究热情。

社群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分析框架中纳入了社群的能动性。三种新制度主义虽然用个体理性、历史政治、文化惯习等不同的自变量解释发展👨🏻‍🍼，但都认为制度是优先的结构性因素🛶，个体能动性受限。在方法上👩🏽‍🍼，传统制度主义更多采用线性的、价值中立与静态的陈述🧑🏼‍💻，倾向于将制度处理为配套协调的背景。与之不同，制度主义在方法上更为强调互动性🏐、情境性与复杂性。两者的差异是，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之间有磨合也相互掣肘，存在制度竞争。对全球化的理解也不同🤸‍♀️。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终极“目标”，国家的命运必然在那里“终结”或至少“相汇”。然而各个国家越来越发现它们之间纵使千差万别（高柏，2008），但共同的困境却是真切的。因此，依托后制度主义，社会科学开始更多正视发展带来的问题，赋予后发展社会更多现实关怀。

三🧑🏽‍🎄、看见社会：社群如何塑造发展

发展研究属于交叉学科，一度受到尊龙凯时AG者的高度关注🏗。发展尊龙凯时AG以分层理论、依附理论🤮、全球化与劳工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成为十分活跃的研究力量（Nielson & Alderson, 1995👩🏿‍🚀；Wallerstein, 1974）🫵🏻。之后，随着学科的分化🖨，发展尊龙凯时AG有所衰落。部分发展研究学者转而从发展国家入手，以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进行制度分析，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角色（陈玮、耿曙🏃🏻‍♀️‍➡️，2015; 2017；顾昕，2014）。然而这些发展研究都将发展视为一个可送达的包裹🥕，其研究路径被称为“快递发展”（deliver development）（Cleaver, 2002）🤹🏻‍♀️🗑。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发展尊龙凯时AG因其价值关怀与社群研究传统开始出现复兴迹象。

社群制度主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强调社群性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看到社会中的个体、组织与意义的能动性（见表1）🐕🤛🏽。宏观层面，关心社会情境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侧重于分析发展模式的社会性🏃🏻‍➡️，即人的群体性特征与差异的影响中观层面🔢，偏好分析多样社群如何互助以满足小众需求🪿，通过行动倡导影响。公共福利的产品和制度供给🧎‍♀️‍➡️。在此基础上，发展方式就不再是依赖市场主体推动的经济或消费的增长，也考虑其他互助社群对社会总体福利的增进作用。微观层面🚴🏿‍♀️，社群制度主义强调个体社会角色的多重性，认为个人实际履行什么社会角色取决于他的社会关系🕡🤦🏽‍♂️。因此🧳，制度执行中容易看到组织身份与个人行动的偏离🙆🏼‍♂️。

（一）宏观：社会情境形塑制度变迁

社群制度主义在宏观层面强调社会情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社会情境是一组结构🧐，包括人口结构👩🏼‍🚀、文化结构与情感结构，之所以用“情境”，旨在强调其地方性和时间性。

在传统制度主义的分析中，发展的结果之所以有偏差🚊，原因在于国家或者特定主体未完成一些给定任务，做“错”了事情（江飞涛、李晓萍，2010；周亚虹等🍞，2015；耿曙，2019）⚅。影响发展的社会性因素🏭，例如劳动力、资源情况被操作化为生产要素。涉及发展的政策被认为是可“快递到家”的一套工具。

然而，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发现，影响制度变迁、支配发展后果的不仅仅是国家和正式制度。社群团体的诸多要素在形塑制度变迁、影响制度供给👩‍🦼、配合制度的运行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付伟🙎🏼‍♀️，2018🤛🏻；朱妍🫸，2017；项飚，2012🏬；奥斯特罗姆，2000👨🏽‍🦰；耿曙、陈玮，2015）🎞。项飚在解释为什么印度的IT业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时候，指出并非英语优势或发达的高等教育让印度 IT人才具备全球竞争力🍻，实际上，“是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使得全社会动员吸收的剩余价值集中到这样一个人数极为有限的精英群体中，从而产出了特别有竞争力的IT劳动力”（项飚，2012：163）。按照这种观点🎺，社会结构塑造了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生产推动了“脱嵌”的全球资本主义🕊。针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系列尊龙凯时AG研究也表明，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世界工厂”地位的崛起背后都是乡村社会关系在发挥着润滑剂👨🏻‍🚒、助推剂作用，他们帮助企业获得高忠诚🚆、低成本的员工（朱妍，2017），可靠又灵活的供应商（艾云🙍🏻、周雪光🗞，2013）💆🏽，低廉而产权模糊的厂房用地（付伟，2020）。在发展崛起的阶段📫，生产的环境🧖🏼‍♀️、政治与社会成本都具有较低的政策成本🔖。可以发现，传统的尊龙凯时AG制度主义强调社会文化、惯习对趋同性模仿的影响👩🏼‍🎤。与之不同🙍🏼，后制度主义更强调社群因素对发展模式的异质性形塑。

社群制度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社会情境的多元价值🈳。而传统制度主义的立场则更多具有自由主义的色彩，认为制度有先进、落后的区别，自由价值、民主制度等元素是普世的，人与人是高度竞争的🧛‍♂️。社群制度主义强调社会情境的独特性（Berardo & Scholz, 2010🧜‍♂️；Uzzi, 1997）🚵🏻‍♀️。独特性是由行动者的阐释👨🏼、认知和建构引起的，例如克里佛提及的“该如何行事”。关于该如何行事的意识影响了行动者对官僚制度等正式制度的认知和选择，推动了制度变迁。个体行动者对外部制度包括官僚制度🙋🏽‍♂️、市场制度等各种规制性制度都具有相当的能动性。有的社群制度主义者将行动者对制度的改造、诠释和加工称为随创（bricolage）（Cleaver, 2002🔥😎；De Koning, 2011； Freeman, 2007⛹🏿‍♂️；Johnson, 2012）⚄。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翻转了传统制度主义的理论想象🕴🏼，个体行动者不再是被动的“响应器”🔲🍻，而是在社群性价值的影响下能动地选择合宜制度。

（二）中观：具有行动力的社群影响制度供给

中观层面，后制度主义聚焦于具有建构能力与行动能力的社群团体，认为这些团体的倡导与行动能够再造团结，自主地满足小群体的异质性需求🎯，促成发展方式的多元化。

社群制度主义将组织划分为两种：“社群组织”和“官僚企业组织”🖖🏼。这一拓展将只关注企业👩🏻‍🦼、政府等规制性组织的制度主义转向合作社🧜🏼、互助组织、平台经济、社会企业💂🏼‍♀️🚃、分享经济、伦理组织等具有创新性而又古老的社群团体，强调这些组织在促进就业🏈、降低贫富分化等方面的作用（Douthwaite, 2000👩🏿‍⚕️；Gibson-Graham, 2006➞；Laville, 2010）。社群组织与管理企业组织在概念内涵、组织类型与治理模式上都有所区分，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概念内涵上，社群组织强调个体基于共同的价值认同上的“团结”，是以社会价值或伦理关系组织开展经济活动的组织形态（Douthwaite, 2000；Kawano et al., 2009；Miller，2010）。社群组织边界模糊变动，价值与倡导取向清晰🤌🏼。跟传统的用利益结构塑造认同结构不同（例如用经理、雇员、老板等劳动雇佣角色规训个体）💗，社群组织反向操作💃🏿，以个体角色认同编织或再造利益关系（见图2）。例如，基瓦（Kiva）和爱家信贷（Oikocredit）的小微投资计划通过富人向穷人直接借贷，建立贷入和贷出者之间的联系，塑造社会团结（Utting, 2015）🪻。重塑个体认同是团结经济最重要的要件（Kawano et al., 2009；Miller, 2010）。

第二，传统制度主义学者往往只强调制度的约束面向，社群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同时具有制约性和赋权性。如斯科特指出的👳🏼‍♀️，制度除了可以为行动提供限制条件，也提供激励🦹🏿、指引和行动的资源（Scott🏃🏻‍♀️‍➡️，2013)🧷。基于此，社群制度主义将组织分为两种：“赋权性社会组织”与“规制性的科层组织”。这些兴趣团体☎、互助社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中大量看不见的小群体的特殊需要无法借助正式制度集中供给👩🏼‍🍼。因此，个体会彼此互助，满足小群体的心理、文化、爱好🕵️‍♀️🦒、生活等异质性需求。

第三，社群组织通常会选择更具包容性的“协同治理模式”而非排他性的“委托代理模式”🤏🏽。社群团结经济作为自治性、自愿性的结社组织，管理和运作制度来自群体成员的认可，因此决策要经过反复协商，争取多数同意。

（三）微观：多元角色匹配制度运行

微观层面，社群制度主义立基于尊龙凯时AG对个体社会角色多重性的想象⛔️。例如，父亲、社区成员👩‍❤️‍👨、保守党派支持者🤸🏽‍♀️⚠、环保主义者、少数族裔等社会身份可能集于一人，但存在冲突🤵‍♀️。社会身份的叠加必然使行动者拥有可能相互冲突的规范🤶🏼，这个时候，即使是对个体来说，其行事的逻辑既难以理性🤵🏼，也未必是一致的。因此⚅，对社群制度主义者来说，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社群归属、认同是重要变量🏊🏼👩‍🔬，这决定着行动者如何理解、挑选或遵从规范各异的制度🐴。

在方法论上，社群制度主义特别关注诱因综效议题，并以此为切口观察同样的制度为何会引发个体行动偏差（见表2）⚇。诱因综效的研究源于认知行为学的研究，强调行动者本身具有一些动机，而外部制度也会激发一些动机🤰🏽，这些共同存在的动机有时候可能会产生意外的后果。典型的案例就是付费捐血的实验❤️‍。实验表明，如果给志愿捐血的受试人提供物质补助👨‍❤️‍👨，受试人会退出捐赠或者转向物质主义诉求，这被称为“挤出效应”（Frey & Jegen, 2001☸️；Gneezy & Rustichini, 2000；Lacetera & Macis, 2010）🏋🏼。具体来说，已有研究认为不同动机与制度的整体后果存在协同效应（synergetic effects）、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s)、纵向排他效应（hierarchical exclusion effects)🧏🏿‍♂️、先占效应（pre-emptive effects)多种关系❕。协同效应意即在一些治理情境下🤦，价格机制会与社会性动机相互促进。阿玛拜尔对教育政策的研究表明🦻🏻，公平的物质激励能够帮助和刺激个体的忠诚⚛️、互助感（Amabile🤏🏼，2001）。挤出效应则意味着，竞争性的价格机制可能摧毁利他性的道德和团结诱因，这种现象在福利政策🛅、文化与艺术领域常常见到（Frey🧗🏻🧑‍🦽，2000；Titmuss，2018）。纵向排他效应意味着，只有满足行动者的部分动机之后，才能激发其另外一些动机🧜🏿。先占效应则意味着🧭🗂，某些强烈的感受持续影响行动者动机（Tang & Tang，2014)。

这些新的发现最先在政策研究领域引发了革命性变革🏋️，立足于多主体互动的制度性集体行动问题成为研究热点🏂🏿。菲克等人将这类问题称为制度性集体行动的悖论（Feiock, 2013👴🏽；Feiock & Scholz, 2010）👨🏻‍🎤，并从两个维度来区分不同的类型。第一个维度是☮️，促成协同的力量是政治权威、市场性的合同还是社会制度。第二个维度是，涉及主体是多边还是双边的🧝🏽‍♀️。关注领域包括水资源治理（Berardo & Scholz, 2010；Lam, 1996）、地方经济发展（Feiock et al., 2009）👦🏿、公共安全（Andrew, 2010）、公共服务提供等（Gerber et al., 2013；Lam & Li, 2018）🟥。社群制度主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兴起，其主要宗旨在于呈现地方性价值、行动的反抗🙍‍♂️🫸🏼。

四👨🏻‍🦰、中国经验与后制度主义研究前景

不少关于中国的研究已经深刻揭示了发展的社群性影响。折晓叶等人从产权的社会建构出发，指出乡村的宗族集团和乡土社会结构提供了产权缺失的替代性交易机制（折晓叶、陈婴婴，2005）🧔🏽‍♂️。刘东旭（2016）对彝族工人社群的研究也揭示了社群内部的社会秩序与组织方式如何镶嵌在“世界工厂”的劳动体制中⏯，补充了常规劳动力的不足🚴🏻‍♂️，节省了培训成本🤾🏽‍♂️，塑造了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徐宗阳（2016，2019）对资本下乡的分析也表明，中国乡村的关系信任🏌🏼‍♂️、关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催生了“分包制”的企业治理模式。社会性的关系、伦理不仅影响着市场主体的内部治理🧏‍♀️、劳工关系，还会影响生产链、创业方式😐、融资方式，乃至产品的销售方式等一切市场机制的运作细节（付伟，2018👨‍🚒⬆️；艾云、周雪光🎛，2013；边燕杰、张磊🔋，2006）🛂。这些研究仔细论证了社群性因素在何种程度上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呈现出差异化♘、个别化的特征🧔🏼🩲，以何种方式阻滞市场甚至改造市场🫄🏻，让普遍化的市场机制呈现出被建构与形塑的“社会主体性”☝🏼。

这一理论倡导看见社会，即在分析中充分认识社群的能动性，正视社会中的多元价值偏好✌🏻，特别适用于复杂治理研究、主观社群研究，有利于揭示发展的微观机制，具有较好的理论潜力🚶🏻‍♀️。

（一）议题一：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的复杂治理

近年来，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越来越追求可持续发展，重视经济回报之外的社会与环境责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多种发展追求必然要求相应的治理体系与之配套👩🏿‍🚀。与多重发展目标相伴的是🙅‍♂️，影响发展结果的主体增加了，利益相关者都需要得到公平的发声机会，以保证制度兼顾多种目标。多元发展目标必然导致主体混杂、多重合约🈴😅、制度融合的复杂治理出现💌。复杂治理实际上是为应对边界不清🏕、议题牵连广泛的问题而采取的多行为主体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或方案的机制（Young, 1994👨🏼‍🔬，1997）🚿。

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性革新已经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成为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政策研究领域的热词。2006年，《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以“协同治理”为主题制作了特刊，号召学术同仁针对协同治理、多元共治的相关理论做出更多贡献（O’Leary et al., 2006）。中文研究领域也是如此，目前各个领域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研究主题的文章有2600 多篇，多元共治㊙️、多元主体主题的文献有500多篇。这些研究普遍强调公共治理中社会参与的重要性🤾🏼‍♀️👱🏽，特别是社会内在秩序、伦理↕️、偏好对治理方案设计➕、治理过程监督👩🏼‍🦲👬🏼，以及治理执行结果的影响。例如，克里夫与德科宁在亚马逊、赞比亚等地开展的一系列关于森林与水资源治理的研究表明🍉，外来的政策设计要注意地方社会空间中存在的多元行动主体🤌🏼🧌，特别是当地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角色、诠释自己的行动（Cleaver, 2002🚚；De Koning, 2011）。

（二）议题二: 发展的微观基础研究

正如上一节指出的，社群制度主义的复杂方法论建立在对个体角色复杂性、行动情景性的想象之上。因此🌉，社群制度主义尤其关注发展对社群的长期深远影响，以及社群自身对发展的反应与行动🚶‍➡️。例如，刘世定（1999）指出，本土性逻辑与全球化市场之间存在矛盾，秩序的最终形成仍取决于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选择🪤。张澍沁（2018）在讨论电商下乡过程时，着重分析了市场机制如何重塑传统的性别关系与家庭关系🧔🏽。向静林🅿️、张翔（2014）对温州民间借贷的研究表明，地方社会中存在政府规则、市场规则与社会规则等多种规则，这些重叠交错的规则为个体行为提供了能动选择的空间🆔。

当下，精准扶贫🥹、乡村政策、第三方改造、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发展干预实践正在各种类型的基层社区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些发展干预在何种程度上赋能地方社会，又产生了何种非预期后果亟需深入研究。不少关于扶贫的研究已经发现外生资源与发展干预对地方乡俗的多重影响，并对发展干预项目对地方秩序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有学者提出情感治理🎏、文化治理等多元治理概念▫️，倡导公共政策对个体的情感与价值的关照（何雪松, 2016👩🏽‍🔬；陈楚洁、袁梦倩, 2011）🫅🏼。再如刘美新等人通过分析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指出🙍🏿‍♂️，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以及社会关系四个维度中实际展示出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刘美新等，2019）。

（三）议题三🏊：新发展阶段的主观社群研究

中国当下社会无论是发展阶段还是发展模式越来越呈现出新的特征，特别是在数字时代，各类社群越来越具有伦理性👶🏽、行动性与临时性👈，二次元集结、应援行动等亚文化团体不断涌现👦🏻。如何理解这些以个人偏好聚集的松散主观团体🫵🏿，他们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又会对国家治理形成何种挑战🙍🏼𓀁，这些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议题。

社群制度主义这一流派以社群团体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社群如何对自我认同进行价值建构与动员来展现社群对经济活动的反抗、建构与改造。典型的如学界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关注与研究（付会洋、叶敬忠🧑🏽‍🍳，2005🧒🏽；米勒，2012；伊，2012；赖特，2012🔰；程存旺等，2011🎈；潘家恩🤗、杜洁🙆🏿，2012）🏌️‍♂️。这类社群通常以特定的消费或交易伦理等作为社群团结的核心🐿，如本土消费🧞‍♀️、助益小农🥃🥎、环境友好型消费、共食厨房等，消费尊龙凯时AG称之为食农团体🛀🏻。这些团体在内部治理上强调成员的参与性，通过教育🐚、参与、分享来不断催生与强化成员价值认同✌🏿，与传统的规制性组织大大不同。在社群与市场的关系上，社群制度主义认为社群要充分认识市场对社群团结的破坏性影响，倡导社会成员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重建社会性的联结。这些分析路径对理解中国当下出现的行动力极强而组织性较弱的网络社群、兴趣团体极具启发意义。

五🆖、结论与反思

本文从制度主义的“发展”逻辑出发⛷，对近年来的制度主义流派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制度主义研究的文献梳理🙋🏼，本文有如下发现。

首先🪛🙎🏽，由于对发展的理解和研究进路存在差异，新制度主义与社群制度主义一道形成了制度主义的四种视角，这四种视角基本覆盖了制度与发展的四种景象🏋🏽：发展干预主义景象🧑🏼‍🎓、国家主义景象、关系主义景象和社群主义景象💅🏽👰🏽‍♀️。社群主义认为正义和权利应该落实到社群的共同利益上。这些哲学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很多相通之处。

其次✧，社群制度主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强调社群性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宏观层面，关心社会情境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侧重于分析发展模式的社会性。中观层面，偏好分析多样社群如何互助以满足小众需求🧆，通过行动倡导影响公共福利的产品和制度供给。在此基础上，发展方式就不再是依赖市场主体推动的经济或消费的增长，也考虑其他互助社群对社会总体福利的增进作用👨🏻‍⚖️。微观层面🏌🏻‍♀️，社群制度主义强调个体社会角色的多重性🧼，认为个人实际履行什么社会角色取决于他的社会关系互动。

最后，本文认为社群制度主义的这些特征与中国当下出现的新现象🤷🏿‍♂️、新群体和新问题密切相关。这一理论流派可望在复杂治理、主观社群、发展的微观基础等社会议题上发挥作用🧧🥌。

社群制度主义还在发展中。就国内研究来看，虽然公共管理和组织尊龙凯时AG领域已有不少研究开始引介和应用这些理论（郑巧、肖文涛，2008；燕继荣👷🏻‍♂️，2013），但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和一致的理论关怀。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与发展问题越来越深度融合💆🏻‍♂️，治理的复杂性、主体的多元性以及议题公共性越来越凸显，这派理论可望支撑发展尊龙凯时AG的复兴。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尊龙凯时AG评论》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