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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如何认识当今的农民、农民合作与农民组织

2007-06-01 作者：徐勇

  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就是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尊龙凯时娱乐更需要的是能够充分体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农民合作组织，而不是简单化的组织农民合作。

    “组织农民合作”还是“农民合作组织”？

    农民需要合作，农民合作需要组织，这是一个基本共识🦻🏽。但是，组织农民合作与农民合作组织是起点🧓🏼、机制和后果都有很大差别的一对范畴。

    近百年来✌🏿，每当中国农村发生重大变革之际👨🏼‍💻，都会提出农民组织问题，而且会对农民的生存🧖🏿‍♂️、生活和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近两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目标后🚕，农民组织问题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并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是组织农民合作，二是农民合作组织。前者认为🏃🏻，单个分散的农民自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缺乏合作能力，只有通过外部性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由此提出许多激动人心的口号，如“组织农民建新城”🙌🏿、“组织农民建新村”、“组织农民盖新房”等。后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农民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提出了合作的要求，并形成自己的组织，为此需要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和规范。

    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农民成为利益主体。随着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发展，农民需要合作，需要建立合作组织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由此产生农民合作组织🐗。与组织农民合作不同，农民合作组织是一种基于农民内在需要而建立的组织，是农村社会的自主性整合👩‍🦰。在这种合作和组织中👎，自始至终都体现着农民的主体地位👵🏻。可以说，没有农民的主体性，也就没有农民合作组织。

    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谁而建，由谁来建”💑？答案是为农民而建🐔💁🏿，由农民来建。农民是主体。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就是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尊龙凯时娱乐更需要的是能够充分体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农民合作组织👩🏼‍🚒，而不是简单化的组织农民合作。

    “原子化小农”还是“社会化小农”👩‍❤️‍💋‍👨？

    之所以出现“组织农民合作”与“农民合作组织”之间的分歧，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对现阶段农民特性的评估🧑🏿‍⚖️。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分户经营🫲✣，相对于过去的“大集体”而言😣，农民已经“原子化”了。因此，必须通过外部性强力将农民粘连在一起，提高其集体行动能力。我以为🧚🏽‍♂️，这一评估是不切实际的一种主观臆断👨🏽‍🚀。

    首先🤘🏿，“原子化”的农民能否生存。“原子”本是一个物理术语✡️，是一种非常细小的物质✯。在社会哲学领域，人们经常以“原子化”来比附互不联系🙅🏽‍♀️、高度分散化的社会👩🏽‍🎓😮‍💨。然而，“原子化”只是一种假设。在真实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互不联系的人群。相对于“大集体”性而言，当今的农民具有分散性的特点，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离开社会组织而生存。

    其次🏌🏽‍♂️，分户经营的农民就没有合作吗？由于合作化的历史记忆，人们往往只将公社组织作为合作的唯一载体。“原子化的农民”带来的只是利益的冲突💋，而不是合作⚓️。农村改革以来，尽管实行分户经营💁🏻‍♀️🫃🏿，但农民之间的合作仍然存在。

    再次，当下的农民已进入或被卷入社会化过程之中，正在成为“社会化的小农”。从经营主体看🙆🏼‍♀️，当下的农民经营规模小，且分散经营，属于分散的小农▪️。但他们分散却不孤立。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交往方式，农民的行为都已不同程度的“社会化”了。

    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分散的农民既不能扬帆远航🍊，也难以规避风险，由此需要更广泛👐🏻、更紧密、更具有持续性的合作。农民合作组织因此提上议事日程🎍。当下中国已有数百万个农民合作组织，且发展迅速🏑，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

    “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农民善分也善合”⚒？

    之所以强调组织农民而不是农民组织🟤，还有一个似是而非🧡、且广为流传的判断🙇🏽‍♂️，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善分不善合”🧏🏼‍♀️。根据这一判断，所以需要有一个外在于农民之外或之上的力量来组织农民合作。如果农民不合作，就要将其边缘化，甚至“革出村门”。

    这种看起来是为了农民着想的观点🧖🏻‍♀️，实则是对农民的不敬重。难道中国农民天生就只喜欢“分”而不喜欢“合”？在“分”与“合”的背后🚣，难道不是利益在驱动吗？宜分则分🏋🏽，宜合便合。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总是处于“分分合合”之中，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少数人的意志🤲🏼，而是农民的“饥饿逻辑”和“过好日子的逻辑”🤳🏻。正是在摆脱饥饿🦻🏿🚭，过好日子的冲动下，他们要求互助合作。但过快过急过猛的合作，并没有让他们摆脱饥饿💭、过好日子，反而面临的是“冲动的惩罚”，于是他们又不得不选择分户经营。当今✊🏿，农民要求合作🎵，要求建立合作组织🦸🏻‍♂️，是因为只有合作🔵，只有合作组织🧑🏻‍🏭，才能维护和扩展其权益，才能过更好的日子。所以👨🏿，中国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构成的农民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尊龙凯时娱乐不必低估农民的合作意愿💫，也不可低估农民的合作能力。

    封闭的“集体合作”还是开放的“专业合作”👨‍👨‍👧？

    中国农民的合作经验历史不长，有限的历史记忆就是“村集体”🥑，似乎建立村集体组织就是合作🥱🧉，否则就是分散🧐。

    事实上，村集体只是一种低级形态的合作，是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过渡时期的一种合作组织形式🥹。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之中，由于得不到外部性支持🧑🏽‍🦱，农村只有通过集体合作才能共渡难关。而在当下🔬，中国的农村已不再是孤立封闭的社会。农民的眼光和利益诉求早已超出村庄范围。利益行走到哪里🫴🏼，合作就延伸到哪里📊。封闭的村集体合作已远远无法满足其利益要求👩🏻‍🦽。如大量流动的农民工缺乏相应的合作组织维护他们的权益🐕‍🦺，直至国务院总理帮助他们“讨工资”🈵。特别是村集体合作很容易造成集体对个体的侵犯和压制，以抽象的集体取代真实的个体🧍🏻‍♀️。所以👩‍🏭，当下的农民合作更需要的是超出地域🤛🏻、行政限制的专业性合作🎵。这种专业性合作不仅不排斥分工分业分化🎥，反而建立在分工分业和分化基础上，只是通过合作达到多方共赢，实现“和而不同”👨🏻‍🔧。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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