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无知”抑或“路径闭锁”：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欠缺原因及其对策

作者：邓念国 翁胜杨     

来源🧖🏻‍♀️🤦🏼‍♀️：《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5期

【摘要】农民需求的充分有效表达是缓解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的重要因素💦。当前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存在无表达、被动表达🦐👨🏿‍🔬、表达无效🙌、表达不充分以及制度外表达等表达欠缺的问题，这些问题加剧了供需矛盾。农民需求表达欠缺存在“理性无知”和“路径闭锁”的双重原因🟦，具体包括意愿不强、缺乏有效代理人🫎、渠道不畅、决策机制不合理等👨‍🍼。培育表达主体、增强表达能力🤾🏼🪓、畅通表达渠道、加强利益聚合🌜、完善决策机制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措施🫱🏿。

【关键词】“理性无知”🔩；“路径闭锁”；公共服务；农民需求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巨大转变，我国农村社会也正处于从生存型社会到发展型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之中🚅，特别是开展新农村建设及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来🏋️‍♂️👩‍🎤，广大农民的民主觉悟、权利意识及自立能力开始增强🪇，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全面增长和迅速释放的势头🧜‍♂️。当前我国农民的公共需求呈现出广泛性和多样性、地域性、提供的层次性👨🏿‍⚖️、满足程度的非均衡性和主体性等新特点🐵。［1］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自上而下”的单一供给模式，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不充分，农村公共服务出现“供给总量不足”与“无效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困境，农民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严重错位🧒🏼，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也不容乐观🌺。从农民需求表达的原因分析入手，进而破解公共服务供需矛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满足农民需求，是当前公共服务均等化背景下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来说🧚🏼‍♂️，农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有了一定的复苏，但是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农民自身的需求表达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无表达📐。大多数农民在大多数场合👛，缺乏表达自身利益的意识，愿意当“沉默的大多数”，不愿意出头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我国农民由于受几千年小农经济下封建文化的影响🧚🏽‍♂️，具有浓烈的“臣民”集体无意识。臣民最大的特点就是奴役性和服从性，强调遵从🏋🏿、依顺，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同时💻，由于农民群体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势单力薄、缺乏必须的利益代言人等原因，制约了公民权利、国民待遇在农民身上的兑现，这使得农民缺乏现代性的公民意识👨‍🎓、开放意识✭🧖🏽‍♂️、参与意识和自主意识。［2］农民的利益表达在基层不受重视，各部门相互推委✌🏿、拖延、不予理睬🕙，得不到反馈。长此以往，农民在意识里就会产生表达也无用的思想，于是便渐渐失去表达意识。经济政治资源的匮乏加剧了无力感从而减弱了表达意愿，很多农民甚至对于自己急需的公共服务也不努力争取，往往“听天由命”、“听之任之”，形成农民利益表达的客观必要性与表达意识缺失之间的矛盾。

2． 被动表达🙅🏼。农民一方面对自己急需的公共服务不去表达，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却默认接受，甚至对于侵害其利益的公共产品忍耐置之，而不是主动进行利益表达以维护自身利益⛈，这样就逐渐形成消极适应的思维模式。即使在有关部门收集意见💁🏼、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也往往采取“零风险”的被动表达方式👩‍👧‍👦， 或者按有关部门特别是村干部的授意进行回答，或者接受有意无意的“诱导”🏊🏼‍♀️，而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3．表达无效。主要表现为需求表达失真与无力。表达失真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主动失真🌽⛈，即农民故意隐瞒自己真实想法🤜🏿，这主要是基于其对成本（风险）与收益的预期🤴，对于他们来说🕕，“少说为妙，多说无益”👵🏿，害怕“枪打出头鸟”𓀄。因此🧚🏻，要么迎合上级的要求，要么回避问题的实质，顾左右而言他。另一方面是“惯性”失真，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正常表达的制度化渠道，“说话无人理”🦨，在这种传统思维定势下，习惯于老实安分地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去产生所谓的“非分之想”。表达无力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缺乏需求表达的经验与政治资源。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观点😨：“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3］政治资源包括财富👎、人数、文化水平、威望👫🏼、职位、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谈判技巧等🕺🏿，我国农民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处于社会低层🙎🏼‍♀️，一些人至今还在为温饱问题忙碌🤥🍂，缺乏掌握政治资源的经济基础🫄🏿。我国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非常分散，处于原子化状态🦸🏼‍♀️，没有组织优势📿🧘‍♂️。这是我国农民利益表达乏力的重要根源。特别是当原先那些具有一定经验的敢于出头表达的农村“精英”大量流入城市务工，表达无效更成为一种常态。

4．表达不充分。在农民心目中🚣🏽，政府如能为其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本身充满了感激，不敢有太多奢求🧗；而同时，官员和有关部门在公共服务提供中表现出一种施惠者的心态和一种傲慢的行为，往往不屑于听取农民的要求和呼声。他们往往认为给予农民的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因而视那些想要表达更多要求的农民为“无事找事者”或者“麻烦制造者”🍃。这种缺乏回应的态度与行为，往往会遏止有效需求的表达。另外，从技术与能力上⛓️‍💥，大多数农民难以准确而充分地表达其需求🧓🏿🧗🏼‍♂️，他们不能清楚有效地识别⛹🏻‍♀️🖱、区分、展示和表达其真实需求；同时，他们也缺乏充分的表达机会与表达渠道。

5．制度外表达🤸🏼‍♂️🥌。由于缺乏正规的表达需求的途径与渠道，当某种需求特别强烈，利益特别攸关之时，可能就采取制度外表达方式♿️。或者自杀自残🤶🏽、或者集合在政府大楼👨🏽‍⚖️、堵截工作人员⛲️，严重者会产生**件🧚🏼，甚至会导致骚乱。

二⛰🧑‍🎄、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欠缺的原因

本文认为，在当前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欠缺的原因主要有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 前者可概括为“理性无知”，即农民有意识地选择不去表达或者不去表达真实需求🫰🏽，后者可称为“路径闭锁”，即存在不利于农民有效表达需求的制度性因素👆🏻，农民表达路径不畅，表达效果甚微。

（一）“理性无知”🙆‍♀️：农民需求表达的动力机制欠缺消解了表达意愿

所谓“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是指当人们感到个人的选票不可能影响结果时的选民无知倾向👼🏽。由于存在激励缺失😛，个人对于投票的兴趣会大大降低🌞，政治参与度就随之下降🩱。正是因为存在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无人可能或者愿意获取全部信息和知识🍋，相反人们选择只获取特定的部分信息并保留对其他信息的无知🎀，这种动机与行为是合乎理性的，即“理性的无知”🤸🏻‍♀️。［4］从理论谱系来说，“理性无知”是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理论在政治学中公民投票行为分析的深化和发展，它最初用于解释公民政治参与中投票不足的问题，但在但凡关涉意愿表达的行为过程中都能予以广泛运用🥈， 在意愿表达动力不足的分析中👩🏻‍🦼，具有相当的解释力。

1.基于“理性无知”🦉，农民倾向于“不去表达”。在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基于现行的“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个体或家庭不仅对于公共服务的类型、数量、服务方式等方面的信息难以获取🧑🏿‍🎄，而且搜寻成本高昂；另外🧑🏽‍🍼，他们对于公共服务的类型🧵、数量🙍‍♀️、服务方式等的选择，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什么😩，最终往往也只能被动接受🤦🏻‍♀️🤛，此时，就会出现“理性无知效应”🧚🏽‍♂️👲🏻，即不去关心也不去积极参与。同时💙，长期以来农民个体的需求表达要么毫无用处，成为“沉没的声音”🦌，要么被傲慢拒绝🚵🏻，甚或招致不必要的麻烦，这些先前经验会使其政治效能感缺失、政治参与挫败感增强。因此👩🏻‍🦼🎺，对于个人来说🦹🏻，最聪明的选择是“不去表达”。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村民在修路🐄、水利供给等决策过程中的意见都得不到采纳✋🏼，这种现象导致农民的参与度下降🛥。［5］

2.基于“搭便车”动机，农民倾向于“不实表达”。由于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天然的非排他性，致使人们容易产生“免费搭便车”的动机，即希望自己不付费而享受通过其他人的出资而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在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过程中，分散化的个人或家庭基于时间、信息、经济等成本的考量🤽🏻‍♂️，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倾向于隐藏自己的真实需求🫨，不愿意出头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愿，而通常会采取观望的态度，坐等其他成员争取权利🚣🏻‍♂️，而自己则收获成果，成为典型的“搭便车者”。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农民倾向于“消极表达”。一般来说👄，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成本之时🙅🏼‍♀️，才有表达的意愿与动机🛫。收益和成本有四种可能的类型🧑🏿‍💼：（1） 分散的收益和分散的成本；（2）集中的收益和分散的成本；（3） 集中的收益和集中的成本🚵🏻；（4）分散的收益和集中的成本🧑‍🦳。［6］在这些组合中，个人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权衡。第一种情况之下，人们往往选择沉默；第二种情况之下，受益者会成为特殊利益团体，具有表达的强烈动机🐬🥍；而成本承担者由于分摊较少， 一般不会过于关注微薄的成本付出👩🏻‍⚕️👩🏻‍🚒，通常也会采取沉默；第三🙊、四种情况之下🍧，成本承担者相对集中，需要付出较多，因此具有强烈的表达动机🥘。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除非出现第三、四种情况🩻，比如在农村中出现的“一事一议”现象，由于成本比较集中，会理性选择积极表达🏧🤷🏿‍♀️；而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成本分散（由公共财政开支），通常选择消极表达，甚或不表达。

（二）“路径闭锁”🫴🏿：农民需求表达渠道不畅降低了表达效果

1.现行供给体制的强“路径依赖”形成“闭锁循环”。尼斯坎南认为，政府部门在供给公共服务过程中，会产生过度供给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为“官僚预算最大化倾向”✒️。在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一方面是农民急需的公共服务长期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具有明显政绩特征的公共服务却出现“过度供给”的问题，因为对于部门来说，权力与威望往往产生于掌控资源的多寡，因而就习惯于产生出“大项目式”的公共服务。这种供给模式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一旦产生，难以逆转。这种强路径依赖形成一个“闭锁循环”，难以向农民开放一个公开化的表达渠道，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存在“路径闭锁”。另外😟，长期以来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更成为了农民需求表达的障碍🦄。在传统的政府强制性供给的惯性作用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时📝🛀🏿，基层政府的目标函数主要是追求公共机构（或部门）的效用最大化，从而直接以各种政策规定、下达指令、指标等形式决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以及程序，从而在决策过程中排除农民及其代理人的有效参与； 与此相对应，农村社区农户的目标函数主要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自己的收入。［7］而这种利益分歧与目标偏差的存在，政府不允许农民过多地强调自身的利益🤘🏼，也不允许农民有更多机会去“讨价还价”，而更愿意继续采取“自循环式”的公共服务决策方式，进而形成了决策机制的“闭锁”，农民表达需求的参与路径也被“闭锁”。

2.参与渠道的狭窄梗阻了农民需求表达。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权利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农民有了一定的偏好表达的愿望，但并没有制度化参与表达机制的配套支持。具体表现在：（1）农民话语权缺失🐎。农民在供给决策中参与的不足引致话语权一定程度的丧失🏌🏼‍♀️，进而引致农民的真实需求难以在公共决策中得到反映。（2）决策议程进入障碍。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决策方案选择依然呈现缺乏民主机制、决策目��向政绩靠拢等现象，制度内需求表达机制的形式化和制度外需求表达机制的不健全都使得农民的需求和呼声难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更谈不上进入政策议程。（3）需求回应缺失。在“压力型行政体制”之下，“对上负责”成为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主要的考评机制，长期以来✴️🫙，来自上级指挥棒下的经济发展甚或“唯GDP”发展成为政府及政府部门关心的主要问题。在新农村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背景之下，虽然各级政府和相关政府部门开始重视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但是，在“对上负责”的考评机制的惯性作用之下，缺乏回应依然成为政府工作中的一种常态，这进一步妨碍了农民公共服务需求的有效表达。

3.适格代理人的缺失消解了农民需求的有效聚合与传递。利益需求表达的有效性是通过组织完成的， 组织化程度越高，需求表达就越有力度，越有效；反之，需求表达就越无效，越无力🥹。特别是我国公民“往往是在一定的组织环境中💅🏿，特别是在他们的劳动和生活共同体之中有组织🌒、有秩序地表达自己的意见〰️。”［8］农民组织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民需求表达的效果☛。然而在现实中📙，存在“村委会”这一法定代理人的“代理失职”问题👇🏽。尽管从体制上看，根据《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规定，村委会是农村基层民主的产物，在形式上成为一定区域村民的民意集合组织，是农民利益需求表达的当然代理人。但是一方面由于村级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受到局限，其对农民利益表达的综合和回应仅限于本村范围，而从当前供给体制上看🤳🏻，村委会极少拥有农村公共服务的分配权🙆🏿，所以其至多只能发挥极其有限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在处理与乡镇🧞‍♂️、同级党支部的关系中，村委会仍然要接受其指导，为了追求并赢得上层领导控制的资源，不免有异化为行政机构附属的倾向🐣，村委会自然难以产生代理农民进行需求表达的强大动力😵，“其代表农民利益的初始意向日益削弱”。［9］而由于体制限制，各种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农协、农会难以合法成立，地位尴尬。纵观世界各地👍🏿🫲， 农会和其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维护自身利益、表达利益需求的最重要的基本组织，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之中🔙，通过各种活动影响政府政策，实现自己合法利益🧏🏿。比如，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其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农民工会等农民团体都能较好地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政府施加影响🪨，对政府决策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我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农民阶层，但由于制度与政策的限制， 农民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社团组织。一些地方性的农民协会也总是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难以有效担当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发挥农民的利益聚合与传递甚至参与决策的功能。因此，适格代理人的缺失阻滞了农民需求表达的有效性🐺。

三💆🏻‍♂️、以培育激励和机制创新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

（一）培育激励主体进行有效表达破除“理性无知”

公共服务需求的有效表达👨🏻‍🚀，首先需要有愿意并善于积极表达的主体，因此，通过主体的培育，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促使农民愿意表达👩🏻‍🍼🚠，并能够真实表达其公共服务需求。

1.以农民个人“增权”促进农民表达动机与意愿。鉴于农民存在需求表达的“理性无知”现象，应从给予农民充分的民主权利🫃🏻，扩大农民的知情权🦍，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提高农民主动🧏🏻‍♀️、真实表达自己公共服务需求的动力👝。当前农民利益表达难🙏🏻、组织程度低🏂🏻，其主观原因是农民本身的特质和缺陷💁🏻：农民受教育机会有限👦🏻，素质低下；政治意识淡薄，容易异化，难以组织化🌁。这使得农民缺乏利益表达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不能形成对政府和政策安排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当今中国农民仍然是缺乏内聚力和社会制衡力的弱势群体”。［10］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提升农民参与热情和需求表达的有效性。加强对农民进行公民意识教育，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广泛地对农民进行民主启蒙、政治技能和法律方面的教育， 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优化农民政治心理，引导农民摒除落后的思想观念🙇‍♂️，以破除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文化心理障碍，并逐步形成新的政治文化观念🕳；降低风险成本🐾，保护农民自主表达权；增强其参与的政治效能感和使命感⛴，消除“搭便车”心理。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支持和引导农民进行有效表达，增强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意识、信心和能力。

2.以建立完善农民组织实现农民利益的聚合。特别要培育农会农协等新型社会化组织，实现农民需求表达的有效聚合和传递🥻👴🏼。农民协会具有较强的信息收集、分析、判断、处理能力🍁💴，能更好地实现组织的利益识别和利益判断。农民协会可以利用组织优势， 在组织内部实现农民利益的整合， 减少信息收集、分析🛡、判断和处理的次数，减少个体成员谈判的次数，在各个农民相对合意的基础上高效率的代表农民群体利益。［11］另外，农民协会不仅使组织起来的农民能有效有序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减少非理性的意愿释放▫️，防止制度外表达，确保在法律范围内维护其合法权益🍤。因此🥝，农民协会应当成为农民需求表达的当然代理人，并承担三大功能🧖🏿‍♂️。第一，利益代理功能🦽🙎🏻‍♂️，农协作为农民的自组织，最能贴近农民的需求🛌🏽，其主要职能便是为农民提供服务，代理农民向有关方面表达意见和诉求🤵🏻。第二，聚合功能，集中和放大农民的声音𓀒。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往往是由于权利不对等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因此，需要有效的需求表达手段和畅通的信息传递渠道， 而需求聚合后的集中表达与传递🥪，会形成一定影响力🧑🏽‍🚀，也容易为决策部门感知和识别🐇。第三🤡，谈判功能，农协作为农民利益的集中代言人，在公共服务决策过程中，农协应成为代表农民利益的谈判者，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有效发挥“利益相关者”的谈判作用，通过与本地涉农部门的沟通与谈判，达成协调与共识，在政策形成中起到一定的修正与纠偏的作用🤼‍♀️。

3.完善需求回应机制使表达更为有效。农民需求的表达需要有效的聚合与传递，使之进入决策程序🧘🏼。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建立起有效和回应机制🧎，来对农民需求予以引导🏯、整合🤒、反馈，使政府能够真实了解农村和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12］🔜。首先🦇🈵，建立反映农村公共物品供需的信息平台。信息平台的构建𓀛，能够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透明度， 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其次，加强对农民需求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发挥政府部门农调队伍的职能，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支持相关学术研究，在农村公共物品的特点、影响农民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因素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第三，应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物品信息收集和信息披露机制。实行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 做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信息公开和决策透明☂️，使农民能有效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还可以对公共物品供给实行有效监督和管理。第四，完善农民需求信息整合机制。以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可识别性和可操作性为目的进行需求整合🥛，在整合过程中，县乡政府应发挥主要作用，制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评价标准，设立农村公共产品评价指标，通过案例研究、抽样调查、设计问卷👩🏿‍🏭、非结构式访谈收集农民需求信息🧏🏻‍♀️，建立农民公共品需求信息库。在此基础上，对原始需求信息进行甄选和分类👩‍👩‍👧🦴，按照迫切性进行需求排序，剔除不合理需求，识别隐性需求🔉。［13］

（三）创新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破解“路径闭锁”

1.建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从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程序看，既要反映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要来自上级政府或部门的“自上而下”的现实特征，也要体现农村公共服务受益的地域性原则要求☝️，由社区内农民“自下而上”地自主选择所需的公共服务🛀，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中央和省级应将更多的精力由审批具体项目转到编制“三农”发展总体规划上来👎🏿，同时在已有规划的基础上🥥，广泛推行项目公示制👆🏻，将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政策✊🏽👦🏻、方向🏋🏼‍♀️、规模等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公之于众。县乡政府应充分发挥最接近农民的优势， 按照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原则👩🏼‍🚀，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作用🧑🏿。对于村级组织🙅🏻‍♀️，在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上，可继续实行“一事一议”的民主议事制度，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扩大农民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中的知情权和发言权↪️。

2.改进决策技术🎪，提高农民需求显真水平。由于存在隐瞒真实需求偏好和搭便车现象，获得农民对农村公共品需求偏好存在较大的困难，需在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中建立有效的投票机制🙍🏿，完善投票规则并组织好投票活动，防止投票中的人为操控现象🪧。投票规则的选择可以根据农村公共物品的性质及受益范围来确定❓。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了解农民对公共物品的实际需求偏好；选取外部成本与决策成本之和最小的投票规则作为最佳制度。在表决过程中引入最优多数原则和简单多数原则🧑🏻‍🦯‍➡️，构建一套决策成本和外部成本较低的农民需求表决机制，提高投票表决的有效性和效率。在完善“一事一议”制度的表决机制上，可借鉴塔洛克（Tullock）征税投票方案和穆勒（Muller）的否决票方案的经验，提高农民公共服务需求的显真水平。

3.在公共服务决策过程中引入协商式决策机制。协商式决策存在多方参与者，既有公共部门，也存在非政府利益相关者👨🏿‍🏭，比如非盈利部门🍷、盈利部门、家庭、农民个人等等，他们在协商决策过程中从地位上存在平等性，多元权力主体并存🐈‍⬛，多向度权力运作结构，以平等🧑‍🚒、互信、对话、协商🧙🪣、共识、合作为核心👩🏼‍🎨。同时👩🏽‍🚒，协商式决策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平台，如论坛🐝、决策会议🧳、恳谈会🏌️👆🏽、协调会等展开，并且多方参与者需要通过辩论👰‍♂️🕵🏽、讨价还价、协调、审议式讨论、合作博弈等形式进行互动。在协商式决策过程中必须依靠大量、持续的对话和谈判来达成一致🐫🔨，决策互动网络中的行为者既要保持独立自主， 又要保持相互依赖💎👪。这就需要一个明晰的对话协商制度来界定各行为主体之间的权责配置和互动方式⚠️，以降低互动网络中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在农村公共服务决策过程中🫶🏼，协商式决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村民自治的实践已经为农村公共服务的协商式决策提供了现实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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