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哈里斯说过:"建筑是如何体现其本质的呢*️⃣?它必须把那些人们容易想当然或忽略的自然成分彰显出来👨🏻🚀,这样才能体现其本质。"[1](p115)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生产力的硬要素中,人是生产力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工具是生产力高低的主要标志,二者共同决定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和深度👍🏽。但生产力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过生产关系的中介🏋🏿♀️,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生产关系的体现者--阶级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首要的分析单位♠︎。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又分为体现为国家暴力机器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政治上层建筑以及体现为宗教💾、艺术、道德等的思想上层建筑。由不同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的性质。本雅明则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看成一种隐喻关系,上层建筑里的一个词可以还原到可感知的基础上☂️,一个概念也可以转化成为一个隐喻[2](p231),这样就毫不费力地避开了一切中介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这种转化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现实中的人群一样复杂,可是总在互动中形成一股流向。基于此,本雅明把人群作为自己基本的分析单位。而建筑是人群生活的场景和人群的生产品🩳,本雅明对建筑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注。建筑作为客观实在属于物质范畴➜👨🏿🔧,作为艺术属于意识范畴🫷🏿,一些带有历史积淀和政治色彩的公共建筑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也能反映时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同时还承载着社会变迁所凝聚的历史记忆📬。可以认为👹,政治性公共建筑集"物质结构"、"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于一身;在这里,"文化表象"与"物质结构"合而为一💗,凝固了时人的实践活动🈹,表现为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统一✔️;它们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也可以从它们身上还原出当时特定的生产方式,并不需要其他中介🙋🏿♂️,这样就表现为一种艺术的自我决定,或许也可以称为"艺术的自治(autonomy of art)"。这种"艺术的自治"使得把时间和空间作为历史研究的变量成为可能🏃♂️➡️。如果说马克思对于政治、历史与艺术关系的初步思考侧重于谁决定谁的问题,本雅明显然更倾向于思考极权主义背景下政治、历史与艺术新的构成和关系,有着更强的现实关怀。为了对抗"为艺术而艺术"的法西斯化倾向💇♀️,本雅明提出了"政治化艺术"(Politisierung der Kunst)的主张[3](p508)。本文无意透过对政治性建筑的解读发展马克思和本雅明的观点,而是希图用政治性建筑作为一个政治性话语表达的载体,来阐明历史记忆的塑造与政治言说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