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一位在美国教书的华裔教授对我讲了一个他在大陆的亲身经历：他开学术会议时和两位中国教授合住一个房间💑。当时条件很简陋，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只摆着三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暖瓶热水、三个茶杯。第一个教授进来🧟‍♀️，拿了一个茶杯💼，倒了一点水把杯子涮了一下🧘🏻，涮完的水没有地方倒，就直接倒在另外的一个茶杯里♿，然后自己沏了杯茶喝上了♚。第二个教授进来，也如法炮制。结果，等这位华裔教授进来时，两位先到的已经悠然自得地端着干净的茶杯喝着茶，涮杯子的脏水则全倒在留给他的茶杯里🎀👂🏿。他明白了情况后，觉得这两个同屋大概不好相处🥻。后来才明白🧋，这两位其实非常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他们只是有着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陋习。

　　最近一位经常回国做生意的朋友从上海回来，向我抱怨国内“仇富”太厉害⭕️。他举了一个例子：上海有一条小街🧏🏿‍♀️，本来是走自行车的💁‍♂️，最近汽车也通行了。那条路很窄，自行车和汽车很难并行。一天他开车走那条路📨，一个骑车人在前面慢慢腾腾地骑，身后堵了一大堆车💯。前面一位开车的女士觉得他有意为之⬛️，就狠狠地鸣了笛。那骑车人一下子火了🫱🏿，把车一放🧛🏿‍♂️👩🏼‍🏭，站在那里挑衅：“怎么着?有本事你撞我呀?”那女士当仁不让👐🏿，冲下车和他吵💑，另外一个司机也掺和进来🏌🏽。我那朋友见事不好，赶紧过去劝解🤽🏼。他找到那骑车人说🤳🏿：“大家都不容易，你差不多就完了。你看看，现在哪头人多?你把大家都逼急了🧑🏼‍🍳，打起来你有好果子?”那人一听才骑车走了👨‍👨‍👧。用我这朋友的话，那位女士鸣笛也许太急🌄。但是🤽🏼‍♂️，那骑车人就是看别人有车自己来气，说到底还是“仇富”心理在作祟。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评论，马上反问他一个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谁更有理?如果发生在美国🥧，鸣笛的人是否是粗暴挑衅呢?你好意思站在鸣笛的人一方吗?”他一时语塞。因为在美国住久了就会知道，汽车在路上碰到行人或自行车，从来都是谦让，对路人鸣笛是非常粗鲁的行为。在美国的公路上你会经常看到：汽车在行人面前不声不响地停下，行人则慢吞吞地走路，甚至一点不因挡了别人的路而快走几步👩‍👧‍👧👩🏿‍🚀。不久前看到美国的报纸报道🦹，美国汽车打入中国市场后发现自己的喇叭不合格。在美国开车🕺🏿，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基本不鸣笛。我妻子开了两年车，居然不知道怎么鸣笛。所以🆑，美国汽车的喇叭寿命都很短🦩⌨️。在中国开车👩🏻‍🔬，一天鸣笛的数量就把美国车喇叭几年的寿命都用完了。

　　这些事情看起来虽然小，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如今中国进入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大都市中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住房水平提高不少🛀🏻。但许多居民迁入新房后，却习惯性地将垃圾往窗外一扔🫲，就像那两位涮杯子的教授一样，脏水随手一倒🤱🏿，多一步路也不走。结果🈳，空中垃圾成了城市的公害👩‍🌾。再有，如今城市的交通已经拥堵不堪。但车主之间经常为了抢行而互不相让🥩，有时几辆车宁愿都卡在那里🧅，谁也不愿意礼让🧝‍♂️。在美国开车，你左转弯时必须给对面直行的车让路🗒。如果对面的车流源源不断，你就不得不等很长时间，即使身后也堵了一队车。但是👴，对面的来车在看到你的苦境时，经常会停下来，主动让出路权👩🏿‍🎓。这样⬜️，几个素不相识的司机会互相打灯示意，等于临时修改了不适合具体情况的交通法规，使道路通行无阻。

　　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蒸蒸日上👏🏻，外国有的东西🚢，中国人也都渐渐有了，甚至飞船也上了天。可是，上述这些简单的文明习惯🖱，居然几十年也学不会🧙🏻‍♀️。这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身上真的有某种根深蒂固的丑陋习性吗?

　　以我的观察，文明习惯是公共秩序的一部分。要建立公共秩序👳‍♂️🤦🏼，就必须先有公共生活🏌🏼‍♀️🚴🏼‍♂️。否则，文明的习惯并不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自然形成。举个例子：中国香港和日本在生活水平上应该不相上下。我1996年夏天在中国香港🤙🏻，乘船到外岛一游🦹‍♀️，船开了近半个小时，简直就是在垃圾里开，整个海面都被垃圾所覆盖👰🏿。3年后我住在横滨🤽，到海边一看，海滨公园同样是大都市那种熙熙攘攘，但是海面上却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垃圾👩🏻‍🦽‍➡️。

　　要解释这种巨大的差异，就必须看看历史所塑造的文化习惯。中国自秦统一以来♊️，渐渐演化为一个官僚帝国，政府大、社会小，地方自治组织萎缩👩🏽‍⚕️。比如明清时代的村落🤷🏽‍♀️，几乎没有什么文献留下来，这说明了管理上的粗陋。有钱人不是努力领导自己的村子，而是迁居城里👰🏽。老百姓有了纠纷🤦🏽，经常到官府去告，许多地方有“健讼”的名声🔂。再看日本，到了中世纪晚期的战国时代，村落地方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自治传统。村落里有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大家习惯于参加公共事务，很自然地养成了公共品德👳‍♀️。比如公用草地、树林怎么用💇‍♀️，都有个规约，村民有遵守的义务，慢慢形成了一种习惯。中世纪的欧洲也是如此。英国史上的《大宪章》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森林宪章》，涉及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6️⃣。其实中国在先秦时代官僚国家没有建立以前，和这种情况也很相像。比如“山林川泽”这些地方共同体的公共财富👨🏻‍🦯，在分享🫱🏽、使用时都有严格的规约。但后来这些公共财富被当权派侵吞🙍‍♂️，集权的官僚国家由此建立，民间的这种公共资源也就自然消失了。

　　地方自治的社会🕝，自己决定怎么享用自己的公共资源🐶，因此也最容易培养出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比如现在的美国社会☂️，依旧是当年托克维尔描述的那种以镇为核心的基层自治🛣。一个镇🙎🏿‍♀️，哪里能开发🧓🏿、哪里必须圈为自然保护区，都是居民自己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决定的🛗。最近我在波士顿郊区看房，发现一个非常好的镇居然没有收垃圾的服务🧑🏼‍🍳。我遗憾地对一位美国朋友说：“这个镇的公共服务太不行了。”她则告诉我🐿，这其实应该算是一种生活格调。很多非常讲究也很富有的镇，镇民故意不提供收垃圾的服务。大家每周在某一天把垃圾投放到指定地方👱🏼‍♂️👸🏼。那里说不定还是个社交场所呢👨‍👩‍👧💀。我一想也有道理🏃🏻‍♀️‍➡️：这样自投垃圾，不仅家门口没有垃圾车的骚扰，而且平时必须精心处理垃圾🫴🏽，保证包得严实卫生、没有味道🧔🏿‍♂️，乃至可以放在自己的车里运到指定地点。一个镇的居民都能做到这一点，可见这个镇的人的公共道德水准了。

　　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个官僚社会🤷，什么都是上面规定的🧂，有问题也要向上反映🫣，等着上面的指示。久而久之，公共生活就消失了⚡️；公共秩序、公共场所的基本文明习惯也就荡然无存了。社会由此丧失了基本的自我管理能力，乃至三个教授住一个屋，怎么使用茶杯也不会🐐；乃至汽车和自行车在分享一条路时谁也不让一步😫，闹得大家都走不了🤙🏻。也怪不得有话说：“一个中国人能对付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两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一个日本人。”关于一个中国人是否真能对付两个日本人，我不得而知，不过，三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一个日本人确是许多人都承认的事实。日本人有至少几百年的村落自治传统🚷，知道如何自我组织起来。中国人从来是官僚社会的动物🦄，没有统一的指示🚝，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根本不知道彼此如何协调，也没有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的概念。比如®️🍣，前一段奥运会后北京是否应该维持汽车单双号进城的问题，有些专家立即发表高见🟦，说单双号限制汽车进城等于剥夺了拥有车的人的“物权”🤙🏽。这不是很可笑吗?你买了车并没有买路👌。路不是你的物权👨🏻‍🦰，而是公共资源。单双号涉及的是如何分享公共资源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开车人的物权💛。这么简单的问题，之所以在中国一讨论就离谱儿，一大原因就是长久以来的官僚社会已经腐蚀了国民的公共观念，乃至大家一有自由就只顾自己🏋️‍♀️，甚至把公共资源也算在自己的物权的账上👒。

　　如今中国社会正走向市场经济，追求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这给文明习惯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政府从社会各个领域退出后🪮，社会就必须自己组织起来。比如，私房多了，本社区房主就可以自我组织起来🏒🛂、解决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如果居民能定期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下自己的社区该怎么发展、有什么样的秩序👨🏻‍🚒，包括把空中垃圾等公害也提到公共议事日程上来，居民就可能很快改变自己的习惯，养成良好的公共道德🂠，具有公共意识🏊🏻，更好地履行公共责任。

　　（摘自《怎样做大国》𓀂，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