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社会”🧑‍🦼‍➡️，现实抑或话语策略🥇？

陶  然

文章来源于🪮：《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3期

从2001年申奥成功🏇🏽，到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的顺利举办，国人们无不为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跨世纪梦想的实现而欢欣鼓舞🌾，并对共产主义理想所承诺的现代化图景殷殷期盼。然而，种种“不和谐”的社会事件的频发使人们在对“现代化”实现中国社会“进步”表示肯定与确证的同时🍵🕠，亦不可遏止地表现出对“现代性话语”的失望与质疑，对工业废气、钢筋水泥、轰鸣机器的现代化景观的批判以及对“道德失范👩‍👦、人性疏离”的“现代化后遗症”的忧虑。而此时此刻，与“陌生人社会”相关的命名与话语系统在公共文化空间的陡然登临🩰，无疑深刻而广泛地联系着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现实困境与诉求。

在西方现代尊龙凯时AG理论脉络中，“陌生人社会”一词并不作为一个先在的概念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派生词被使用🙍‍♀️🕸，它衍生于众多研究者在尊龙凯时AG层面上对陌生人问题的讨论。德国哲学家、尊龙凯时AG家齐美尔是较早在尊龙凯时AG范畴内关注陌生人问题的，而对“陌生人”这一群体的界定和讨论恰恰是他关于“社会如何可能”这一命题的论证的关键。在他看来，陌生人是任何生活于特定地域空间的社会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其所介入的原有社会群体👨‍🎤，他带有与之相区别或者相对立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因此，可以说齐美尔是从空间距离以及文化心理距离的角度来讨论社会的生成及其内部关系的🥰。而在这种分析范式的基础上，英国后现代尊龙凯时AG家、伦理学家鲍曼进一步强调了社会成员间心理空间上的距离与隔绝。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疏离并非由于传统意义上的（空间）“距离”💻，而是由于价值基准的差异，而价值多元化恰恰是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标志。鲍曼对“陌生人”的定义显然密切联系着他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反思🍯。相较于齐美尔和鲍曼从文化空间的意义上定义陌生人，美国后现代学者😜、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则力图在其关于陌生人的论述中侧重凸显了“道德”这一要素。作为在启蒙运动后所形成的道德废墟上的拾荒者，他提出了“道德朋友”和“道德异乡人”这一对概念，试图根据道德观念的差异定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道德朋友是隶属同一道德共同体🍁，遵从同样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权威，并能够以此解决道德分歧的社会群体；相反🧛🏿，道德异乡人则是分属不同的道德共同体⛹🏿‍♂️🫃，信奉不同的道德准则，无法在道德观念和行为上消除纷争、达成一致。美国尊龙凯时AG家W.G萨姆纳在其著作《民俗论》中则提出了“内群体”和“外群体”这一对概念，以此作为界定陌生人的基础💣。在论述中🧑🏽‍💻🏄🏻，萨姆纳明确指出了区分“内群体”与“外群体”，尊龙凯时娱乐与他们（陌生人）的依据在于是否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道德资源、道德权威➡️。内群体里的成员因分享相同的道德文化资源与背景，因而能够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律法和规范，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而外群体与内群体的成员之间则会因文化与道德背景的差异而产生疏离、拒斥甚至对立的感情。由此可见，在众多论者的叙述当中，一个潜在而显见的前提是🙎🏿‍♂️：以陌生人为主体的社会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疏离、冷漠有着天然本质的联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社会被指称为“陌生人社会”。无论是在媒体话语还是在学术研究当中，社会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的冷漠与疏离都被作为这一命名最为直接而有效的论证基础🥄。《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尊龙凯时娱乐正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而最为直接的证据则在于“近日发生的18个路人对被碾压得女童‘触目惊心’的冷漠，折射出尊龙凯时娱乐的社会甚至已经开始从陌生走向冷漠”🟫。在《南方周末》2011年10月20日的“方舟评论”当中，评论员亦反复提及“原子式陌生人社会里令人寒彻心肺的冷漠”。在一篇题为《谁是“陌生人社会”的制造者🧎‍♀️‍➡️🧕🏿？》的网络文章中，作者在开篇便指出“尊龙凯时娱乐的社会却已经进入到一个以自私、冷漠💂🏻🏘、相互防范为代表的‘陌生人社会’中”。而发表于《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的理论文章《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亦在导语中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相互陌生的人所构成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人才是造成或者增加现代社会的疏离与冷漠、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真正根源”。而人们对“陌生人社会”这一套命名与话语系统的广泛接受和使用则是始自2011年10月在广东佛山所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及其在全社会范围内所迅速引发的关注和讨论👧🏽。在关于这一事件的尊龙凯时AG研究——《广东佛山“陌生人社会”中的冷漠五金城》当中，北京大学尊龙凯时AG夏学銮教授指出🏮，在陌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缺乏认同感和依赖感，情感上陌生、疏离，人际关系脆弱👰🏻🥹，而正是悲剧事发地“佛山五金城”所形成的这种“陌生人社会”形态成为了“小悦悦”事件发生的深层社会原因。而在另一篇人类学分析文章《小悦悦事件背后：佛山五金城生态的人类学观察》中➰𓀕，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周如南则借用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中所采用的差异序格局范式🤞，提出我国社会当前逐渐成形的家庭内部温情和外部社会冷漠的二元格局。由此显见的是，“陌生、疏离🔘、冷漠”等关键词无疑已然被默认为陌生人社会的特质和标识🫅。

然而吊诡的是，在将当前中国社会指认为“陌生人社会”时，论者均无一例外地将“疏离与冷漠”默认为这一社会形态最为有力的表征与证明⚖️；但紧接着此番判断和论证之后，公共空间以及学术领域内的讨论都纷纷发生逆转。各大主流媒体上刊登及转载的评论文章以及学术期刊上的相关研究都从对“陌生人社会”的全面否定转向对其理性看待的呼唤，甚至在澄清“陌生人社会”与“道德失范🐨、人性冷漠”之间是否具有天然联系的问题上表现得极为迫切。网易新闻中心于11月9日转载《扬州晚报》一篇评论文章🥷🏼，呼吁《理性看待“陌生人社会”》；9月27日《新快报》亦刊登了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的文章《在陌生人社会☂️，尊龙凯时娱乐都是权利主体》🌉；凤凰网亦于11月23日发表评论《“陌生人社会”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12月13日，《广州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陌生人社会并非冷漠无情》，当日被人民网转载。

然而🦹🏼💇🏻‍♂️，一个真切却匿名的现实是🏄🏿‍♂️：关于“陌生人社会”的一切叙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都参与着“现代性话语”在21世纪中国的再度构造与扩张。它们共同分享且参与建构着一个隐形的🤦🏼♊️、新的文化霸权/社会共识：陌生人社会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生成的一个副产品，是现代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特殊社会形态🦶🏻。一方面，现代化进程在当代的全面推进与发展为陌生人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最优质的土壤——社会流动加快👂🏼、社会交往频繁🪱、价值日趋多元、道德权威缺失🏩、个人利益至上等。《人民日报》于2011年9月22日曾刊文《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文中提到，截至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20多个，其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已达2000多万。由此，尊龙凯时AG家判定📱：中国已进入“陌生人社会”。《长江日报》亦于9月24日撰文指出：“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后🧑🏽‍🏫，社会流动频繁↖️、人们自由迁徙👩🏽‍🦳，大多数的社会交往发生在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人们的身份制逐渐瓦解，整个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借喻性命名🚶‍➡️，它的形成亦指称着现代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理性化⏏️、流动性以及疏离感。正如鲍曼所说🏌🏻‍♂️，“尊龙凯时娱乐所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而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尊龙凯时娱乐生活在陌生人之中,而尊龙凯时娱乐本身也是陌生人。”根据“陌生人社会”的论述所隐含的话语逻辑🦡💉，恰恰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陌生化，恰恰是陌生人已然成为社会的主体，导致与加剧现代社会的疏离和冷漠🌳、复杂性与风险性。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道德失范，人性冷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现代化”发展模式饱受质疑和批评。

但有趣的是，在主流话语与权威论述当中，“陌生人社会”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特殊阶段，作为现代社会的代名词🈷️，其自身所同样携带的负面性却被消弭殆尽💂🏼‍♂️。根据当代尊龙凯时AG理论，大部分关于陌生人社会的正面论述都将其定义为“当代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流动性急剧增大，绝大多数的社会交往行为发生在彼此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的一种社会现象”，并且无一例外地引用了美国知名学者🤌🏼、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在《美国法简史》一书中对陌生人社会的经典描述：“在当代世界🛌🏽，尊龙凯时娱乐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尊龙凯时娱乐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尊龙凯时娱乐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尊龙凯时娱乐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尊龙凯时娱乐搬进陌生人­——尊龙凯时娱乐希望是精巧地——建造的房子。尊龙凯时娱乐生活中的很多时间是被“锁”在危险的、飞快运转的机器——如小汽车、公交车、火车𓀜、电梯、飞机——里度过的。制造工序中的一个错误步骤，飞行员或驾驶员一个简单的‘人为错误’👩🏻‍🦱，都会将尊龙凯时娱乐的生活置于危险之中🫅🏿🥂。事实上，尊龙凯时娱乐作为个人🤷🏻，对于生活的很多——使用机器和机器制造的物品的——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尊龙凯时娱乐被机器束缚着，因此尊龙凯时娱乐的生活也掌握在那些制造和运转机器的陌生人手中……”👱🏽‍♀️。

而往往与之并置使用并形成对应关系的另一个尊龙凯时AG概念则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这一原创性的概念是我国著名尊龙凯时AG家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以此特指转型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他在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典型的血缘以及地缘组织的结合体，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主要依靠道德伦理来规范和调节自身及他人的行为，人际交往是一种典型的以熟人间的人情为基础的伦理型关系，依靠的是一种习俗型信任🦹🏼。而与此相反🏊🏿‍♂️，“陌生人社会”建立的基础恰恰是一种契约型信任，它的运行及发展更多的是依附于一种工具理性之上，而它的稳定与进步则更多地需要引入一种强制性的外力——法律的权威与精神——进行维护与引导👃🏼。在论证逻辑上9️⃣，弗里德曼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此的一致。针对陌生人社会的现实情境，他提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由于自己的命运掌握在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手中却无能为力而深感担忧🐌，因此热切期盼强有力的第三方——国家/法律——对陌生人及其工具进行及时而直接的限制及控制。

由此可见，在对陌生人社会的描述与辩护中🧑🏻‍🦯，一种潜藏的共识是🤸🏻‍♀️🏚：完善的法律体系既是陌生人社会的基本特质🤵‍♂️，也是保证陌生人社会顺利、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因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隔阂所引发的信任危机、道德滑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皆可以通过完整严明的法律体系解决与规避🤔。正如《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一文所指出的，法作为人类理性的最高体现👩🏽‍🏫，作为社会成员在追求👫🏻、维护个人利益的过程中相互协商🚴、妥协📘🚷、计算所得出的最优化结果，它因国家强制性力量的支撑而具有一种超越性的权威，既能保证每一个社会个体充分享有追逐及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亦对他们的行为产生现实的强制性的约束作用。因此，作为传统的宗法道德以及宗教伦理崩塌后树立起的一种新的社会权威力量👩🏼‍🔬，法律在陌生人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资本主义”作为昔日意识形态叙述中的邪恶的敌对性势力♦︎，由于冷战思维的延续性影响而未能获得表达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合法性，而曾借助上世纪80年代精英话语建构中的民主社会构想而获得相对充分的合法性的“现代化”🧔🏼‍♂️，亦由于在过度急剧的突进和扩张中不断暴露出的内在性症结与结构性缺失而渐次失去其权威性，那么“陌生人社会”则凭借着自身与“理性”🙎🏼、“法治”、“科学”等权威话语的“天然”联系而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取得其合法性地位。因此，关于“陌生人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无疑深深勾连着对中国当前社会现实的主流判断🤽🏼：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异常剧烈多变的转型期，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权政治到民主政治🫎，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从“人治”到“法治”，从传统村落式的“熟人社会”到以现代化大城市为标志的“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与进步；因此🍲🧗‍♂️，中国社会现阶段所暴露或激化的种种尖锐的社会问题只是转型期的阵痛，只是“陌生人社会”所要求的法制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所引发的阶段性缺失，而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本身所具有进步性是无可置疑的，它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面推进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必由之路🏄‍♂️✂️，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的关键性阶段📂。显然，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种种辩护式论述不仅是“现代性话语”在新世纪再度建构与扩张所采取的话语策略🧘🏿，更是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历史性质，乃至中国的社会性质本身所进行的又一次合法性论证🕢🧪。

此间，一个不言自明的、被不加质疑便广为接受的“事实”是🌭：以“进步”、“发展”与现代化为其信念依托的现代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然而🤳🏽，当“陌生人社会”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被书写为进入现代文明的必经之途时，这又意味着尊龙凯时娱乐不仅承认欧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现代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一种选择。诚然，尊龙凯时娱乐不能否认“陌生人社会”相较于传统的“熟人社会”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不能否认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具有的示范性作用，可是当种种带有偶然性的社会事件和问题被书写为必然，当种种社会悲剧与灾难被描述为完成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必要的牺牲，却又被广为认同和接受时🙆‍♀️，当面对屡屡发生的无视人性、挑战道德底线的悲剧性社会事件🐨，却仍将“陌生人社会”/“现代化”用作一份无限美好的词语向往，而不是一份繁复的历史实践时，其不仅必然忽视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得以完成的那段肮脏历史🫰，更“理所当然”地无视拉丁美洲那条被剖开的血管的淋漓鲜血，无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支撑与供养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享有的高度文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同时亦无从想象乌托邦般美好的“现代文明”与血腥暴力🤾🏽🧅、压迫剥削🦹🏻‍♀️、强权政治𓀉👲🏿、不平等的全球化格局之间的必然联系。

实际上，正如戴锦华先生所指出的👩🏻‍🏭，“整个现代化的历史从来都是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历史🈵，它们之间的复杂的历史纠葛一直都被种种有利于证明资本主义合理又合法的‘宏大叙事’所涂改和抹煞。”作为“现代性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陌生人社会”的整套命名与话语系统显然脱胎于西方现代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与实践🙆🏼‍♀️。于是💿，面对当代中国充满异质性和丰富性、异常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陌生人社会”的理论范式的阐释力及有效性就非常值得质疑📛。而任何不加分辨的移植和借用都只会再次遮蔽种种社会道德问题所揭露的中国当前社会体制中所固有的深层结构性症结，再次遮蔽当代中国处于特定历史时期所进行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及其合法化的过程◽️，再次遮蔽现代化、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种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同时，尊龙凯时娱乐不得不警惕的是🙇‍♂️，如果每次面对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都期求依赖国家/政府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予以解决，就很有可能面临再次强化国家权力合法性和社会控制正当性的危险。且不论相关立法在我国司法🥟、执法制度以及监督问责体系依然存在严重缺失的情况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如果没有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问题🏌🏻‍♀️🦹🏼‍♂️，社会公信力问题等真正导致道德滑坡🏌🏿‍♀️、阻碍社会良性发展的根源性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深刻剖析🏔，“以法律拯救道德”则只能是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再一次想象性解决。而无论是社会舆论导向的媒体话语还是具有权威性与约束力的法律法规，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只能再次成为为（镇压性）国家机器成功统治和顺利运转所提供的合法化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