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已经进入风险社会？

肖  瑛

文章来源于：人大复印资料《尊龙凯时AG文摘》2012年第3期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4期

原题《风险社会与中国》

1986年，德国学者贝克出版《风险社会》👩🏼‍💼，该书在德国售出60000本，远超一般学术书籍的销量⚾️；1992年🙋🏼，《风险社会》英文版出版。自此，“风险社会”成了描述当代人类生存状况最为常用的概念🚞♒️。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观念开始在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和军事学界大行其道🛴，为“风险社会”的流行铺垫了路基🩷；2003年SARS爆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少数国内学术刊物开始介绍和翻译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的研究迅速增多。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直接把中国放置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展开相关研究，这些文章的作者要么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涵望文生义🧝‍♂️，要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已进入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阶段🐮。这种放置不仅是一个在中国如何开展风险研究的“后设”问题，而且涉及西方理论如何本土化这一经典的方法论问题🕣。下面试图回答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预设是否合理的问题。

　　根据贝克的观点，风险社会是现代理性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第二阶段🏐，与全球化基本同步。因此♥︎，风险社会也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一个风险社会在世界生成和扩张的过程🥩，是一个不管人们愿不愿意都必然会被拉入到风险社会之中，或者说至少作为风险社会的承受者而存在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已经被拉入到世界风险社会的进程之中。经验地看，中国的确成功地跻身于全球生产体系，不仅承受而且生产着各种全球问题，世界风险社会的种种表征也都在中国社会表现出来，如全球金融风险、恐怖主义💷、核灾难、大气变暖💏、大气污染🔗，等等。这些都证明风险社会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的风险研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但是，是否基于上述风险现象就可以判定，只需要按照经典风险社会理论的逻辑就能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风险现象🕵🏻🚶‍♀️？答案是否定的🏋🏼‍♂️，即使贝克本人，也认为他的观点只是以欧洲或西方参照系为假定条件👨‍🦼‍➡️，忽略了现代性刚刚立足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严肃的风险研究不能满足于参照系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大致比较⚙️，而应该致力于二者之间的细致对比🃏👩🏽‍🍼，否则就难免错置具体感的谬误，遮蔽中国社会的各种风险现象之成因和作用逻辑。

　　首先，虽然中国试图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才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并同时竭力站稳世界信息化的潮头，传统、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段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逻辑，在同一个时空背景下叠加和激荡；但从本质上看，中国目前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粗糙地套用贝克的分期，也就是处在工业社会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甚至解决温饱问题，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虽然中央强调以“可持续发展”为旨趣的“科学发展观”🏅，但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尚未把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当作经济发展中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相反🥃，“发展是硬道理”被激进化为“没有污染就没有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等支配性观念。在中国，财富分配远远重要于风险分配，或者说，财富分配逻辑完全支配着风险分配逻辑🧝🏿。

其次，从风险生产动因角度看，与贝克等人认为风险社会是科学技术依其内在悖论而建构出“人造化自然”之后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看👩🏽‍🌾，贝克是一位制度主义者——不完全一样，今天中国各种技术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扩大再生产🚼🏊‍♂️，主要是由于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同GDP主义的政策安排合谋的结果。与西方启蒙运动所形成的人类可以依据理性让自然臣服于人的需求的理念不相关，我国今天掌握经济权力、技术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利益群体虽然已经认识到“人定胜天”观念的荒谬性🛌🏽，但并不改变他们大规模破坏自然环境的初衷和行动，也不改变他们生产各种有害于人体健康物质的努力🧑🏽‍💻🙋🏽。

同时，一些风险生产也是经济落后🎑、制度安排不合理、政府行政能力弱的结果🤶。譬如，地震虽然属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范畴🧇，但如果有足够的经济支持以及恰当的防护和处理措施，其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破坏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高铁之类的科技风险从风险社会角度来看是不可规避的，但其发生的频率、破坏性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控的🤘🏼，事故发生后的各种后续风险只要处理得当，就可以控制甚至规避。但在我国🙃，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管理能力、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后续风险或者说连锁性风险，恰恰变成了不可控制的持续再生产。一言以蔽之✊🏼，中国的风险社会从环境和能源角度看，更是高能耗、高污染🏊‍♀️、贪大求全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政府能力过弱的结果，而不能完全从风险社会理论角度分析🔧。

　　再次，个体化是风险社会的一个面相。虽然中国正处在个体化的进程中📭，但从总体上看🏕，个体化在中国的命运与在欧洲🍯、美国的境遇是不一样的，只是一种“被删减的制度化的个体化”💁🏻‍♀️🙏🏼。

　　第一🍮🙅🏼‍♀️，中国的个体化没有一个早期的个性化历史作为基础💂🏽‍♂️🙇🏼，即缺失自然权利的文化基础和自由民主的制度保障，是一种没有“解放政治”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空虚的“生活政治”。这种背景对个体化产生的后果之一是，表面上看似中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但实质上是个体对自身特权的追求，如单位制时代的工人对单位制时代的怀念，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排斥📵，特殊利益集团对“个人权利是挣得的🙆‍♀️，而不是天赋的”强调，其本质都是特权主义和利己主义而非尊重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这种畸形的“个体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风险生产和规避的部落主义，即不是从全球或者全国的风险规避出发，而是从个体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来选择风险生产和规避的路径🆙。

　　第二🤌🏽，虽然历史上属于同一阶级或者阶层的成员👨🏼‍🦱，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中在社会地位、贫富差距等方面日益异质化👩🏻‍🌾，但总体上看，个人的身份还是经由个人与某个集体特别是国家的关系来界定的。譬如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依然存留👈，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把人分成两个悍然对立的等级。这表明财富分配逻辑在中国仍然占据支配地位，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实质上是一致的，直接导致中国社会贫富严重分化❤️‍、社会不公平的风险类型。在“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这类风险主要存在于工业社会中，而在风险社会阶段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第三，从个体化的制度性约束角度看✉️，一方面，这一点的确已经在中国显现，在教育、就业等方面标准化日益明显⛔🪪，个体必须接受这些塑造自身生平的标准化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并对选择和决定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比如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中，高等教育与稳定职业之间的必然联系成为偶然，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及其后果完全由选择者个人来承担。另一方面，在欧洲，贝克所谓的个体化的风险表现在西欧国家建立在古典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福利制度，被流动的劳动市场冲击的七零八落，无法帮助个体对抗由自己的决定带来的各种风险。而在中国，这种福利制度尚未充分建立，个体化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个人机遇的增加，而且还有风险的完全个体化，即在选择和决定失败后🥝，社会不能为个体分担哪怕一丁点的负担。

　　最后，正因为“中国式的个体化”的上述独特性🦬，在中国，要发展超越风险社会的亚政治、生态政治以及基于环境权利的新社会运动也就步履维艰3️⃣。但已有经验研究表明，在我国，特别是在“维稳”和GDP主义支配下😫，基于风险的社会运动多是不被允许的，只有极少数的一些由社会中层引导和参与的成功个案🥴，但并不具有可传播性和可复制性。在反抗的方式上🚣🏽，最常用的体制内途径是“上访”⚅，最激进的道路是“暴力”，不是欧洲“法团主义”的和平理性方式🍷。在反抗的目标上🎬，不以推动整个政治、技术—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政治化为目的，而以个别的风险项目之停运或者获得符合反抗者心理预期的利益赔偿或者责任分担为终点。当然，在这里的论述并不是要为中国在对风险现象的反抗上指定一条欧洲的道路，只是想指明中国背景下的这类行动同贝克笔下的超越风险社会的努力方式有多么大的差别。

综上所述，这里并不否认如徐勇📎、项继权所述“尊龙凯时娱乐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或者如李路路所做“高风险社会”的判断，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风险社会”非完全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虽然二者之间有着非常多的一致和重叠，更多的只是表象上的差异以及形成逻辑的本质区别。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风险社会”概念到中国，也不能完全遵循该理论的逻辑来分析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和规避机制🧑‍🧑‍🧒‍🧒。这里更愿意用“中国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来指称当下中国的风险状态，并区别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念🤚🏿。

    要促进外来理论和概念真正地迈向本土化🫛，需要做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区分这些理论和概念的抽象程度，对于纯粹形式的概念🛸，如“风险感知”🧏🏼‍♀️、“风险意识”、“媒体”等🤾🏼🐗，完全可以无条件地拿来使用🫲🏿，因为其抽象化程度使之具有了普世性。但对于那些有具体内涵的理论和概念🤷🏽‍♀️，如“风险社会”，则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会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因此应该在做此甄别的基础上1️⃣，再对这些有具体内涵和价值指向的理论和概念从尊龙凯时AG角度进行分析和反思👭，即努力还原其价值取向和出现的社会情境及原因。这样，尊龙凯时娱乐才能走向第三步🐸，即以这个理论为参照，对本土的社会境况与知识做切实的解读🦵🏿，开展条分缕析的对比，找寻二者之间的异同，确定其对本土研究的具体价值。最后，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本土化的概念工具🔦，如“中国风险社会”🤾🏿‍♂️。但这并不意味到了尊龙凯时娱乐可以抛弃外来概念的时候了，事实上🍜，对外来概念之生产背景及其内涵的还原性努力💪🏽，始终是尊龙凯时娱乐建构研究本土社会的参照系的工作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